原标题：“学校恐惧症”在日本蔓延
在推特网上，日语标签“不上学并非不幸”正在收集话题。标签的说明写道：8月19日，一场“不登校”学生聚会在日本100个地点举行。活动发起人是24岁的小幡和辉，他希望此举能让社会对不愿上学的孩子抱以更多同情和理解。“9月1日是自杀的孩子最多的一天。”他在推特上写道，“你不必到学校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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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在夜里一个人出门”
7月11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2018年度《问题行为/拒绝上学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显示，该国每年缺课30天以上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增加了6.1%，达13.3万人，占在籍学生总人数的1%。按一个班级30人计算，这意味着超过4300个班级空无一人。
近20年来，日本中小学就学人数持续下降，“不登校”情况以每年增加近1万人的速度连年恶化，小学生“不登校”的增速（10.4%）超过初中生（4.9%）一倍；13万名逃学者中，超过一半是长期缺席。
“不登校”是日本一个独特的概念。根据文科省的定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年缺勤达到30天，就被记为“不登校”。不同于家庭贫困或伤病等被动缺席，“不登校”是学生主动地长期逃学。
早在1941年，教育学家就提出了“学校恐惧症”概念。上世纪50年代早期，“拒绝上学”现象开始频繁见诸报端。彼时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增长，贫困不再是孩子上学的阻碍，“不登校”背后是“中产阶级富裕家庭子女的心理问题”。
教育网站“东京家学”总结了7种类型的“不登校”：母子分离造成不安型、情绪混乱型（情绪低落，头疼肚痛）、混合型、昏昏欲睡型（对学习提不起兴致）、人际关系型（恐惧校园霸凌而拒绝上学）、应激性精神障碍型、发育障碍伴有学习障碍型。过去，“不登校”只发生在小学和初中，现在高中和大学生也会“不登校”。
不上学的孩子们在干什么呢？很多人宅在家中，整日埋头于动漫和游戏。“那个时候的生活基本就是晚上起床、白天睡觉。”30岁的山口真央对日本雅虎新闻网回忆道，“我看电视剧，看深夜动画，在网上和人聊天。我只在夜里一个人出门，白天就在房间里待着。”
相较之下，山口的生活至少算安稳。不少孩子沦为“隐蔽少年”，流落街头、无所事事，甚至卷入勒索和暴力事件。其中一些受困于严重的心理问题，最终走上了自杀的末路。
校园霸凌与“黑色校规”
面对这一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社会起初的反应并不令人意外：孩子不上学？打一顿就好了。那时，家长和老师都相信不上学是因为懒散或者不够勇敢，使得本已十分痛苦的“不登校”孩子承受了更多压力，结果适得其反。上世纪90年代，几乎每年开学季都有学生自杀的新闻传出。
日本政府和社会开始痛定思痛。他们发现，很多孩子不愿上学并非是厌恶学习，而是受制于种种外部因素，其中校园霸凌首当其冲。文科省的报告显示，近80%的“不登校”学生有遭遇校园霸凌的经历。
造成“不登校”的外部因素有很多。一些孩子处理不好与教职员工的关系；33%的孩子无法适应学校的社团活动，为躲避这种半强制性的集体活动，干脆不上学；少部分人因为在读期间怀孕而被学校劝退。
与校园霸凌不相上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太过严苛的校规。在日本，“黑色校规”已成为社会问题。一些学校禁止学生吃午餐时交头接耳。广岛县一所初中规定，午餐剩饭的人要被全校广播点名批评。虽然文科省竭力改变这一状况，但效果并不理想。2016年，岩手县一名初二男生因被教师欺负而自杀，而该校是文科省的“零霸凌”政策示范校。
据日本《东洋经济》周刊报道，2017年9月，大阪一名高中女生因发色被学校劝退，一怒之下将学校告上法庭。这名女孩的头发天生是棕色，老师要求她染黑，否则就退学。
一些学校甚至对学生内衣的颜色进行规定，并且由教职员工监督检查，结果导致了不少性骚扰案例。据“不登校新闻”网站报道，今年3月8日的一项调查显示，1/6的日本初中对内衣颜色有要求，其中相当一部分学校会进行检查；曾受到教职员工性骚扰的学生比例为1.9%，这意味着每两个班级中，至少有一人曾被教师动手动脚。
试图获得父母更多关爱，也是孩子们“不登校”的原因之一。日本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很多父母既无时间也无精力照顾孩子，使得孩子以出格的方式获取关注。“我想多看看父母，我一天也没机会跟他们说上几句话。”曾经的“不登校”儿童棚园正一告诉日本《朝日新闻》。
还有些人纯粹反感上学。“学校就如此重要吗？”有人在“不登校新闻”上匿名写道，“我现在30多岁了，依然不理解为什么必须上学。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我总是很痛苦。当然，我知道学校存在的意义，但我不适应学校的‘框架’……为什么我不能做想做的事，要像个奴隶一样被困在学校里？”
他们为帮助“不登校”的孩子而奔走
讨论“不登校”问题的同时，日本社会积极探讨解决之策。教师家访、单独辅导等措施是“标配”。枥木县宇都宫市从2007年开始实施“缺勤一天就打电话，连续两天就家访”政策；名古屋市在网上公布了详细的“不登校对策基本构想”，目标是在追踪孩子心理状态的同时，减少父母的焦虑并给予支持。
一些人尽其所能，为救助“不登校”的孩子而奔走。据《朝日新闻》8月7日报道，43岁的教师工藤拓哉在石川县金泽市开设了名为“每个人的位置”的活动室，配有平板电脑、无线网络，还有从小学到高中的试卷和习题册。房间隔出了一个个独立空间，孩子们不必与他人接触。
为了告诉孩子们“你不是一个人”，减少他们的孤立和绝望感，并提供更多出路，专门的信息渠道被建立起来。“就算不去学校上课，也能参加高中入学考试，这样的先例很多。我认为，得知这一点会令你的焦虑消失。”小幡和辉对“不登校新闻”说。
今年5月，这家日本最大的“不登校”新闻网站庆祝了成立20周年纪念日。编辑部中，不少人本身就有这种经历。“高三时，我逃学了。我很害怕，根本离不开家，花了将近一年才好起来。”21岁的水口真衣告诉雅虎新闻网，“两年前，一个电视节目提到了‘不登校新闻’，我征求了母亲的意见，于是一个月后，同龄人出席高中毕业典礼时，我已经在参加这家网站的编辑会议了。”
“我没有试图消除这段痛苦的回忆。”水口说，“我想把它当作经验，告诉所有为学校而苦恼的孩子，你不是一个人。”
很多人呼吁社会给予更多的宽容。东京地方议员海津敦子在美国《赫芬顿邮报》日本版上发表《逃学不是问题行为》一文，她写道：“我们成年人能一年365天都开开心心的吗？谁都有沮丧的时候，成年人如此，孩子也一样……让他们返回学校并非唯一目的。孩子们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