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伽美什，相传是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的英雄，关于他的事迹，被记录在公元前3000-2700年间《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而大禹，则是中国神话传说和历史古籍中的治水功臣以及夏王朝（约前2070年─约前1600年）的开创者，其事迹散见于《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等中国古籍。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相去甚远，但在彼此的传说叙事中，都有大洪水的记录。历史学家们进行这种类似“关公战秦琼”的比较，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11月8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以义就以《吉尔伽美什VS大禹——一种无公度的比较研究》为题，从吉尔伽美什和大禹这两位东西方文明的上古英雄出发，对东西方文明的源头和其各自的文化底蕴做了一番探索。
历史比较何以可能
在讲座的开始，吴以义教授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自己的讲座题目进行了一番解释。科学史博士出身的他，引入了平面几何中的“无公度”这一概念。在历史学研究中，“无公度”可以被翻译成“无可比性”。“我们说一个柜子两米高，一个桌子一米高，桌子和柜子，在高度上，具有可比性。虽然我们也可以去测量一瓶矿泉水的高度，但你去比较矿泉水和桌子与柜子的高度，没有多大意义”。从表面上看来，吉尔伽美什与大禹，他们出现的时间、空间，所行的事迹，都相去甚远，二者之间，也是一种“无公度”的比较。
既然无可比性，那又为何要拿出来比较呢？这就涉及到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根本性差异。“自然科学是高度保守的，它的规律和定理一旦被发现、被证明，那就是铁律，具有绝对的排他性。比如你突然跑出来一个人，想在宏观世界里去推翻牛顿三定理，说自己发现了一套新的定理，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会去搭理他，大家都会觉得他是一个笑话。但是历史学和人文学科不一样，任何理论和解释都不能说自己掌握了绝对的和全部的真理，因此，它不像自然科学的理论那样有排他性。对于同一个问题，你永远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
吴以义教授进一步说，在他看来，人文学科没有自然学科的那种“规范”，但有“风行”，即一段时间内流行的风气。时间久了，就会形成特定的学术流派。吴教授强调，自己今天要做的，是“contrast”而非“compare”，是要通过比较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别。他援引了陈寅恪的话说，“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穿凿附会，怪诞百出”。也就是说，在陈寅恪看来，对不同事物做比较，必须要考虑到历史演变与系统异同。
吴以义教授指出，在早期农业社会，水灾是一种足以和世界末日相比的大灾难。而《吉尔伽美什史诗》和大禹治水的故事，都有对于大洪水的记录。比较两河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于大洪水的应对，可以凸显他们各自的文化特点，对我们理解和把握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很有帮助。在此，吴以义教授引入了“ethos”这个希腊词，其在中文世界里并没有明确的对应，大致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群体特有的理念和精神面貌，抑或是“文化底蕴”。吴教授表示，他本次讲座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将吉尔伽美什和大禹进行比较，进而探索两种文明不同的“ethos”。
同样是面对大洪水，东西方的反应有何不同
吴以义教授首先对两河流域与中国的地理状况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两个地区都是农业社会，需要稳定的水量供应。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滋养了两河文明，土壤肥沃，水量充沛，且当地周围没有极端的自然障碍，与周边地区交往方便。而中国虽然也有两条大河的哺育，但是地理环境却与外部世界基本隔绝，因此较为独立地发展出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明。
吴教授随后对《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史诗》大约在公元前3000-2700年间形成于美索不达米亚，现存的史诗被刻在12块石板上。《史诗》大致说的是野人安吉拉进入城市，被半人半神的英雄吉尔伽美什打败，成了他的朋友和随从。之后吉尔伽美什和安吉拉又同森林神打斗，安吉拉战死。吉尔伽美什为了理解死亡，长途跋涉去寻找大洪水的幸存者，同时得知有仙草能让人返老还童。后来安吉拉复活，吉尔伽美什问他：“死是怎么回事？”整部《史诗》反映了英雄崇拜、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大洪水、人类对死亡的思考等主题。
吴教授又将《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关于大洪水的描写与《圣经·创世纪》中关于大洪水的描写做了对比。根据近代学者们的考证，《圣经·创世纪》当中关于大洪水的文本，很大程度上受了《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影响。
随后，吴教授搬出了《史记·夏本纪》。将大禹治水的故事与吉尔伽美什史诗做对比，能得出不少有意思的结论。
首先，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洪水是超自然力量、神明干预的产物。在《史诗》中，这种干预还是模糊而不清晰的，等到了《圣经》中，大洪水的起源有了清晰的解释：那是上帝对人类犯下的罪行的惩罚，意图毁灭罪恶的人类（“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于是宣布将使用洪水，毁灭天下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而在大禹治水的记录中，则是简单的：“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显然，中国古人完全将洪水看作自然事件。
其次，在《吉尔伽美什史诗》和《圣经》中，洪水作为超自然力量，人在它的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在《圣经》中，我们基本完全看不到诺亚的主观能动性，整个过程中，他一步一步都是听从上帝的安排，唯一他自己主动去做的，就是感觉洪水快退去的时候，放了只鸽子。”吴以义教授在这里风趣地说。而《史记·夏本纪》中则，则细致地描述了大禹治水的经过（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於沟。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吴以义教授指出：中国古人在洪水面前，首先是觉得自然是可理解的，其次是可战胜的；不仅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很关键的，还有行政力量的干预。水灾的治理，有当时的统治者尧舜的领导，禹的父亲还因为治水不力掉了脑袋。
东方与西方，两种不同的“ethos”
由大洪水的记录出发，吴以义教授引经据典，讨论中西方文化在基本观念上的异同。吴教授将《荀子》中的一段话摘引出来，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论述进行对比。十六世纪的霍布斯认为，因为个体的人能力相近，但资源又是有限的，因此，当两个或多个个体对同一资源同时产生了需求，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战争和毁灭也由此产生。对此，两千年前的荀子有一段几乎一模一样的论述：“人生而有欲，欲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两人对人类的困境及其产生的原因有着完全相同的描述，但在解决的方案上，却开始了大分流。荀子认为，“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可见，在荀子那里，最高的裁决者“先王”，而解决的方法则是“礼”。而在霍布斯那里，凭借着超乎人类之上的自然法则的约束，人和人之间才能够订立契约，进而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西方人强调超越人类之上的力量和法治，而中国人则强调人自身的力量和道德建设。
吴以义教授还讨论了“平等”的观念，受基督教教义和自然法则的影响，西方人倾向于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我最早去美国的时候，一个美国朋友喊他老爹‘Hey, Gary’，我震惊得不得了。反过来看我们中国，一直强调的是礼乐秩序和三纲五常，所以即便到了今天，大人说小孩不懂事，还是经常会说这个人‘没大没小’”，吴以义说，“在对于鬼神和死后世界的态度上，我们也一直是比较暧昧的，是一种理性的不可知论，未知生焉知死嘛，西方人不大能理解这个。美国人问你，你信佛嘛？信基督吗？哦，你都不信，那你是无神论者。我说我也不是无神论者，他说那你信什么？你一定得信一个，不然你就是无神论者。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少西方人意义上的那种无神论者”。
讲座的过程中，吴以义教授金句迭出，比如他说“好的历史研究不只是讲过去的故事，而是讲历史怎么发展，看你能不能看明白那个动态的过程”；“看一个人是不是好的历史学家，并不是看他知道或是写了多少过去的事，而是看他是否明白历史的节点，知道历史是如何发展演进的”。两个小时的讲座下来，笔者恍如看《哈利波特》里的邓布利多教授变魔法，古今中外的各种文献史料，信手拈来、举重若轻，不禁令听众大呼过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