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消息：谁也没有想到，邓小平这位开创了改革开放事业、极大地改变中国面貌的老人，在去世7年之后，又为后人办了一件实事——把出版《邓选》所得到的142万元稿费全部捐献出来，由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共同设立了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
26年前，老人家就说：“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这项基金，正是为“激励广大青少年努力学习科技知识，从小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而建。这一基金的受益者，恰好是在邓小平当年发起的改革中受益的第一代青少年的子女。
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代
1977年7月17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他心急如焚：“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10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
按照当时的规定，高中生毕业后至少要参加两年的生产劳动后才能上大学，“双手老茧”是必要的资格。邓小平上任之后第12天，就要求教育部考虑废除这项规定，允许应届毕业生直接进大学读书。上任20天，邓小平就果断决策恢复高考，并且亲自把关，把有关政审的繁琐规定予以删除。他说，招生主要抓两条就可以了：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高考恢复，震动全国。从已经拖儿带女的“文革”前的“老三届”，到十六七岁的刚刚走出校门的应届高中生，纷纷交5角钱报名费、两张照片，涌向考场。当年度的全国招生计划只有27万，但报考者竟达到570万人！以至于百废待兴的中国，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印刷考卷。为了满足求知若渴的青年们的愿望，党中央临时决定，调用原准备用来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印考卷。
重新工作不到一个月，邓小平的一系列举措赢得全国亿万人民包括广大青年的心。大、中、小学校的教学秩序得以迅速恢复，并恢复研究生招生，大批留学生派出国门。“知识英雄”取代“白卷英雄”，陈景润、华罗庚等科学家，成为青少年的偶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经过邓小平的强力推动，成为社会主流价值。
1984年，在国庆35周年的游行队伍里，大学生自发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标语。青年的情感发自内心。如果没有邓小平，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能进大学读书。
27年过去，当年走进校门的第一批20多万大学生，大多已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有的已是院士，是大企业总裁，是省委书记和部长……
中华振兴，从教育开始。在邓小平去世的那一年，权威的《人民日报》如此评价这段历史：“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2004年，全国大学报考总人数达到723万，首次超过1977年的报考人数。另外还有90多万人报考硕士研究生。但中国已不再缺纸了。
1984年2月8日，厦门鼓浪屿。邓小平从轮渡码头下船后，步行至日光岩。沿路许多男女老少驻足鼓掌，一个5岁的当地男孩大喊了一声：“邓爷爷，你好！”邓小平高兴地停下来，回头和这个小孩握了握手。
20年后，那个普通的厦门男孩长大了，成了一个普通的厦门青年。他在一家外资物流公司担任报关员。“外资、物流、报关员”，这些构成他职业要素的概念，都是这20年间新冒出来的，可以说都源自邓小平的开放政策。
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批成果，则是一个个“光棍村”里响起的连绵不绝的青年盖房娶媳妇的鞭炮声。不光是因为大包干以后有了钱。过去，农村姑娘相亲，做的第一件事还不是查看男方的家产多少，而是去派出所查户口本，看男方家庭的阶级成分……曾有数千万青年，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原因，得不到任何机会。是邓小平一举打碎这些枷锁，让这些青年成为社会的平等一员。
爱情没有国界，有胆大的中国小伙子想娶外国媳妇。第一例涉外婚姻甜蜜而曲折。1977年10月，一个叫苏珊的澳大利亚姑娘把结婚申请报告一直打到邓小平那里。老人家给了经典的3字批示：“很赞成。”想像中，老人当时一定是笑呵呵地写下这3个字的。1980年底，他又批阅了一封美国留学生兰温迪反映她和中国学生徐铬婚姻受阻的来信。从此，一道政策壁垒消除。发展到今天，连国内青年之间结婚，也不必劳烦单位领导签字“赞成”了。
邓小平说过：“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代。”因为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青年成长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对我们的国家要爱呀，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邓小平1977年复出时，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而他给这个国家制定的，是50年～100年的发展目标。从党的事业、民族复兴的大局考虑，他对于培养和教育青年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他的口头禅是“从娃娃抓起”。“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1983年底，杨振宁教授见到邓小平，告诉他：软件远比硬件要重要，美国都是十六七岁的娃娃搞软件，好多尖端技术都是娃娃搞出来的，建议在科大少年班成立软件小组。邓小平马上表示赞成，要求有关领导落实。“搞软件，我们有条件，中国有一大批好娃娃。”他说，“要看得远一点，要不然来不及。”
“要不然来不及。”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无数次重复这样的话。
在退出政坛前夕，邓小平仍然在说：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好后代。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老人家就放心了。
他把对青年人的期望，概括为四个“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1980年“六一”前夕，他为团中央主办的《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在当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他又完整地重述以上这段话。
1983年“五四”青年节，邓小平为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1985年3月，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完整地提出了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思想。
改革开放之初，他针对“文革”动乱中“十年不读书”、“耽误整整一代人”的状况，打破“左”的政治禁锢，反复强调要让青少年“有文化”。
1978年春，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时，他对被长期颠倒的“红”与“专”的关系进行了拨乱反正，指出：“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