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由广东省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及大连外国语大学等相关单位承办的第三届“当代史：文献与方法”研习营，在大连外国语学院旅顺校区开幕。来自海内外30个高校的50名学员，在为期十天的名家讲座、论文报告与史料解读过程中，交流方法，分享经验。作为学员来说，我们收获的绝不仅仅是“文献与方法”，更有前辈学者孜孜以求的学术态度，以及青年学者对后辈学生倾囊相授的学术传承。就我个人而言，分享与共享是我在学术能力提高之外，最大的启示。
作为第二届研习营的旁听学员，去年8月的研习生活，不仅给我四年的中大本科经历画上一个圆满句号，其产生的“冲击”也持续影响了我在厦大第一年的研究生活。今年的第三届研习营重点关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而我的研究方向在于华侨华人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恰于此相合。至于申请材料的准备，从我个人经验来看，与其苛求学术论文的完美，不如好好思考与拟定研究计划。因为从我们目前的学术积累上看，论文写作不可能达到成熟境地，而研究计划中的资料收集、视角与方法的阐释，可以让老师了解你已做的工作及未来的方向，有助于客观评估你的学术能力与潜力。
由于本次研习营提前至7月，因此通知我们入选时，距离开营只有9天的时间了。从厦门到大连车票紧张，最后我只能乘坐24小时的硬座到沈阳，再转2小时高铁到大连。拖着小腿浮肿和脚背起泡的“病体”，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旅顺口读档案，我想这可能也会成为日后的美好回忆吧！
本次研习营的主要安排可分为：主讲教授报告、随营讲师报告、学员报告三个大板块，穿插其间的还有史料解读、档案收集与整理、教授与学生交流会等。以下我主要从个人兴趣和关切问题出发，谈谈我在这10天里的研习收获。
主讲教授报告
7月10日上午，由章百家教授带来开营讲座——《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章教授认为，目前针对新中国外交史的个案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如何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框架，使其与案例研究相互补充，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而对这一框架的勾勒，是与以下一系列问题密不可分的：新中国外交什么时候转变为“大国外交”？中国外交的“特色”是从历史中来的吗？中国外交中的“变”与“不变”因素有哪些？中国怎样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围绕这一系列的问题，章老师从外交视角与外交观念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比建国初期及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外交，梳理出新中国外交观念的变迁轨迹：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章教授妙语连珠，给学员们留下深刻印象：1、决策一定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做出的，不会有绝对的收益与损失，损失的积累伴随决策的调整；2、如果将世界秩序比作一间屋子，那么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则经历了“拆屋子、建屋子——进屋子——修屋子”的历程，从旧秩序的挑战者，到世界体系的融入者，再到如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3、今日之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必须要将自己作为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预估外部世界对国内变化和外部行为的反应，力图化解超大国家现代化对世界秩序的冲击。章教授构建的新中国外交的宏观框架，有助于我们对新中国外交的整体理解，化解个案研究的不足。
在章百家教授对新中国外交观念演变做了宏观勾勒之后，沈志华教授、牛军教授和戴超武教授，以个案的形式向我们呈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与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半岛以及印度半岛——研究的最新成果。
7月11日上午，沈志华教授与我们分享了他八年中朝关系史研究的心得与体会——如何利用多国档案研究双边问题。由于中朝关系的特殊性，通过两国档案研究双边问题，存在很大困难。因此沈老师另辟蹊径，通过1950年代中苏合作下的中国和苏联档案，1960年代中苏交恶后的东欧及蒙古档案以及1970年代中美缓和后的美国档案，梳理中朝关系史。沈老师概括了中朝合作的五个方面基础：意识形态、世界革命、地缘政治、经济基础及个人因素等，进而揭示出中朝合作“起伏不定、冷暖无常”的特点，并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何中朝合作的基础在1976—1992年一个个都破裂了，中朝关系仍然按照合作关系来处理？
7月17日上午，牛军教授为我们作了《冷战时期中国对印支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座。牛教授首先将冷战中的印支问题，放在中国对周边国家与地区关系中予以横向比较；再纵向梳理中国对印支的政策，指出：中国尚缺乏对这一双边关系描述和分析的“概念”，因此没有丰富的“语言”去解释我们的政策，进而限制了我们与外界的交流。牛教授进一步提示我们，在中国对印支政策的大框架下，具有研究意义与价值的问题：1、中苏关系对中国印支政策的影响。如果没有中苏合作，会不会有援越抗法？2、援越抗法决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毛泽东“革命民族主义”历史观在地区的影响，以及冷战的特殊环境对领导人冷战观念的影响。3、援越抗美这一决策形成的内部环境、动机与动力等。据牛教授的初步研究，中国对印支的政策可以看作中国对周边国家政策的雏形，正是在这一对政策的互动中，中国形成对周边国家的基本看法。而在具体的中越关系中，越南对中国的战略运用似乎更加成功，越方掌握了主动性并成功地牵制了中国。
7月18日上午，戴超武教授以冷战时期的中印关系史研究为例，与学员们一起探讨了档案文献、学术创新与研究意义三个议题。戴老师首先概述了中印关系史研究中，多国档案文献的基本情况，包括中巴、美印关系中涉及中印双边问题的档案，苏印、英印军事与经济合作的档案，戴老师还重点介绍了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接着戴老师提出，档案文献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支撑，其主要价值在于：重构历史叙事，修正已有观点或弥补既往论述的不足。而在明确档案重要性之后，针对学员们普遍反映的对外文档案无从下手，或使用史料堆砌严重的问题，戴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的通则，以利于学员的史料解读实践，具体包括：思考政策文件形成的背景和过程，参与决策的不同人物、部门的作用，文件形成的国内政治利益，专门用语的涵义等等。最后，戴老师指出关于中印关系研究的现实意义：除了有助于我们提供分析和评价中国外交思路和外交决策模式之外，还有助于我们总结具体交涉经验，包括边界问题的交涉时机和实际控制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