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欧肇林和女儿冯芳带着孩子们行走在山地间。她们是湘桂边界深山里的江永县桃川镇大地坪村岩寺营小学的教师。这对母女在这所山区小学分别默默坚守了26年和22年。“我最大的愿望是把学校办下去，让孩子们在家门口读好书。”冯芳说。视觉中国 图
班主任在基层教育管理与学生成长中意义极其重要。2015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全国教育调研联盟发布《全国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称，从全国总体来看，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的满意度指数依次降低。有研究表明，乡村教师的职业倦怠中，班主任成为重灾区，一半以上的班主任主观上不愿意继续从事班主任工作，且乡镇班主任的职业倦怠水平显著高于县城和市区班主任。
这些现象与笔者多年的田野调查是相吻合的。那么，乡村教师为什么不愿当班主任呢？他们自己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呢？
去年5月，笔者在中部某省份的一所乡村初中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蹲点，再加上以前的调研积累，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班主任工作成“烫手山芋”
溪蔡中学，位于中部某省份康宁市（县级市）的城乡接合部。其所在的溪蔡镇下辖15个行政村，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是当地商品粮重要产地之一。该镇辖地还有另一所初中，即萍水中学，近年来因为学生规模锐减，现在与小学合并为九年一贯制学校，有在校生100多人。
为稳定初中学校生源，康宁市统一将六年级划到初中学校管辖，因此当地初中为四年制。溪蔡中学也不例外。2014年，溪蔡中学在校生为460人。随着中考均衡生源政策力度的加大，农村初中生源略有回升，2017年，溪蔡中学在校生为500人。目前，溪蔡中学共有教师30余人，绝大多数在35岁以上，均有大学学历，第一学历为中师者亦为在新世纪之前的老中师毕业生。
乡村学校不时出现因为教师不愿担任班主任而由校领导亲自兼任班主任的现象，溪蔡中学亦是如此。该校现有11个班，但其中有4个班的班主任由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工会主席、政教处主任和电教站站长。除了校务分工和兼职班主任工作，他们4人还要承担相当的教学工作量——每周8到10节课，其余班主任和教师的教学工作量为每周13节左右。
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担任班主任工作会有少许补贴。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溪蔡中学的一些教师也认为，班主任岗位“很锻炼管理能力”“可以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施”“相对科任教师来说在学生与家长心中更具地位”。
可现实中，班主任岗位却成了“烫手山芋”。
经济收入成了参照系
蹲点调研的第一天，刚见面，溪蔡中学校长黄放就让笔者帮助思考职业倦怠问题。笔者反问，教师为什么会职业倦怠？黄校长认为，是参照系的原因。以前除了财政拨款，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所有的教师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没有攀比，也都能认真工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教师的收入来源中，财政拨款这部分差别不大，甚至对在乡村任教的教师还略有倾斜。但是，与城区教师比，乡村教师的收入渠道过于单一。
“这里的教师，基本上只有死工资，以前一个月两三千元，年终时的奖励就两三千元。作为校长，去年我每月的工资不到4000元，今年4月起借普调的机会才涨到5000元多一点。而城里的教师基本不靠工资吃饭。比如，我的同学、在市里教书的同行，他们招托管生，租个‘三室两厅’，就可以招10多个学生，每个学生每月收1700元，雇个煮饭搞卫生的阿姨，每个学生所花费的成本也就四五百元，这样一年下来托管就能收入一二十万元。在他们眼里，正常的工作就成副业了。”
教师虽然工作在乡村，但同时也生活在职业圈中，在与城区教师同行、分配到不同学校任教的老同学的比较中，发现原本相差不大的收入水平如今发生了巨变，而且这些参照对象中不乏过去与自己在教学水平、求学时的学业成绩都相差不大者，心理落差油然而生，并进一步导致职业倦怠，失去了职业的意义感。
实际上，在同一个学校中，作为班主任，因为管教学生的原因，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自然要超过别的科任老师，而补贴却又微乎其微。如果不当班主任，不仅更省心，还可以搞些副业（兼职）贴补家用。
收入落差不仅在同行中产生，还在与社区居民的比较中产生。笔者2014年第一次到该市调研时，当地教育局领导也表示，乡村中学班主任大多都不敢去家访了，因为与那些打工返乡的家长聊起收入时，极易受到打击：“他们打工的，一个人一年随便能赚七八万元，夫妇俩加在一起就十五六万元了，一年下来可以买辆车，两年下来就能在城里买房。对教师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管理制度导致设计缺陷
与乡村小学比，乡村初中教师的职业倦怠更严重。溪蔡中学工会的蔡主席以该校为例，因六年级并入到初中学段，一些小学教师调到学校后，头两年表现得还好，两年后就开始斤斤计较。蔡主席分析，看上去是因为学校文化不同，其实在农村，小学教师与初中教师在职业积极性上存在较大差异。
一般来说，乡村小学教师不多，即使村完小、中心校也就一二十人。重要的是，乡村小学由中心小学校长负责，实行分片考核与管理。如果教师表现不好，校长可以对教师岗位进行调动，比如，调到边远的地方，这样教师就有压力，要积极工作，否则会被淘汰。
而乡村初中的校长权限则要小很多，他们管不了人——如果没有硬性错误，乡村初中校长无权让教师转岗，更无权让教师下岗。在经济分配上，学校都是阳光工资，可以再分配的空间非常小。教师又没有上升与退出机制。就好比大锅饭，教师没有生产积极性。
如此看来，管理制度的设计缺陷导致了乡村初中教师岗位成了铁饭碗，因而产生职业倦怠。
“连当教师的积极性都不高，更不要说当班主任了！”蔡主席说，愿意担任班主任工作的教师属于比较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
在该校，教师的业务能力都不是问题，工作积极性与教师的岗位调动、职称评聘、较大的收入分配等切身利益相关。“从我们这里调到城区的教师有二三十个，进城之前也成绩平平。可是，适者生存，你必须认真地教。乡下老师进城，变成了教学名师，就有家长要把孩子挤到你班上来，你补课的生源就来了，经济收入就大大提高了。”蔡主席说。
乡村教育衰败打消教育激情
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法定利益、职业权益、福利待遇、发展空间等方面均低于城区教师。为改变这种不良局面，包括以教师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以公务员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以致富农民（打工经商者）为代表的经济精英等一批批乡村精英通过买房、就业等向城区流动。乡村精英的上移，自然导致乡村精英文化的稀释。乡村教育继续在为城区教育输血。这种输血表现为一是师资的输血，一是生源的输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