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丨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原文载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5期。
摘要
以“性与天道”为总体上的指向，中国哲学既有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包含其独特的形态。与中国哲学的这二重性相关联，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也关乎认同和承认两个层面。“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与普遍形态的哲学之间的关联性；“承认”则是对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和形态的肯定。与普遍性的品格和独特形态相联系的，是中国哲学所内含的既成性和生成性的统一，两者的关联既包含史和思之间的互动，也涉及哲学家视野和历史学家视野之间的关联。在中西哲学彼此相遇的背景下，如何对待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既涉及对以往哲学发展过程的解释和理解，也关乎哲学本身的发展，而中西哲学的关系背后则蕴含着世界哲学的视域。哲学衍化不仅涉及哲学之“流”，而且关乎现实之“源”，后者与哲学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作为中国哲学生成过程的延续，今天的哲学思考和建构同样与所处的时代无法分离。
如何理解中国哲学？这一问题既涉及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也关乎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延续。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概念出现之后，有关何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如何衍化的讨论和辨析便随之展开，在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以上问题似乎依然需要继续思考。
一、中国哲学与哲学
谈到中国哲学，首先涉及“中国哲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以“哲学”这一概念去规定“中国哲学”时，事实上已经把后者归入“哲学”这一大的家族。作为哲学的一种形态，中国哲学包含着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品格。从其最本源的意义看，哲学(Philosophy)表现为对智慧的追求，中国哲学在内在的层面同样也体现了哲学的这一规定，当然，在近代以前，中国哲学没有用Philosophy这样的概念来指称我们现在称为“哲学”的对象；但是从实质的方面来说，中国哲学一开始便表现出与广义哲学一致的理论关切。众所周知，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便以“性与天道”为总体上的指向。从实质内涵来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与智慧的追求具有相通性，两者都不限于特定的、经验性的视域，而是趋向于跨越经验的界限，从总体上去理解这个世界。可以看到，就本源的意义而言，中国哲学包含着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
中国哲学所包含的普遍性品格，同时又通过独特的范畴、观念、概念表现出来。就“命”或“天命”这一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而言，一方面，它呈现为具有神秘形态的必然趋向，另一方面，它又与人的偶然遭遇联系在一起：荀子便以“节遇之谓命”来界定“命”。同时“命”又与人的努力、人的作用相对而言，表现为外在于人的必然力量。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即形成了“力”“命”之辩，后者所涉及的便是人的力量和外在天命之间的关系，在墨家、儒家那里都不难看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力”“命”之辩在理论上所指向的，是人的自由和外在必然的关系，从哲学的视域看，其中包含“必然”“偶然”“自由”等哲学范畴。这些范畴无疑都包含普遍的哲学内涵，但这些普遍的哲学内涵如上所述又是通过“力”“命”等概念表现出来的，后者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在解释中国哲学中“命”这一概念时，如果完全忽略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内涵，那么这一概念就会显得玄之又玄、不可捉摸。但另一方面，以“命”这个独特的概念去表述普遍意义上的“必然”“偶然”等范畴，同时又体现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在其他哲学系统中，很少可以看到同一概念兼含“必然”“偶然”等意义，如果完全还原为通常所说的“必然”或“偶然”等范畴，则这一概念所表达的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也就失去了。这一事实从一个方面具体地表明，中国哲学既有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包含着其独特的形态。
与中国哲学的如上形态相关联，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关乎认同和承认两个层面。“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与普遍形态的哲学之间的关联性和相通性，即确认中国哲学是哲学这个大家族中的一员，而非将其完全隔绝于哲学领域之外。“承认”则是对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和形态的肯定。从认同和承认这两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同时体现了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自信：如果不认同中国哲学是哲学，把中国哲学隔绝在哲学这个大家族之外，那么，这在逻辑上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思想尚未达到哲学思维的层面，这显然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同样，完全否定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则意味着未能承认中国哲学自身的独特魅力，这也是自信阙如的表现。
二、既成性与生成性
与普遍性的品格和独特形态相联系的，是中国哲学所内含的既成性和生成性的统一。所谓“既成性”，主要涉及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已取得或已经完成的形态，今天经常讨论的先秦哲学、两汉哲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等，都呈现为在历史上的既成形态。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又具有生成性，即它不是一开始就已经存在的形态，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不断生成、发展、演化、丰富的过程。历史中的哲学思想在成为特定的历史形态之前，首先是一种创造性的哲学理论，是一定时代的哲学家通过创造性的思考建构起来的理论系统，这一点也与中国哲学所具有的普遍的哲学品格相呼应。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等的代表性人物的思想系统现在固然被视为历史对象，但这些思想系统最初乃是作为理论形态而呈现，这样的理论生成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没有中断过：在前面提到的两汉哲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中，中国哲学都以新的理论形态出现，尽管这种建构通常通过解释以往哲学的方式展示出来，但这并不妨碍其中包含创造性的思想。哲学历史本身是哲学理论的一种延续，而哲学理论又以哲学历史的发展作为前提，这两者在历史上总是相融、交织在一起。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而言，哲学理论和哲学历史总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断生成的哲学理论在哲学历史长河中逐渐凝结为既成的形态，这在广义上表现为哲学的史和思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之相应，既成性和生成性之间的相关性，也可以看作是哲学的史和思两者之间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