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长一个时期里，元明民族革命的性质俨然成为史学定论，最能反映这一普遍思维定势的，莫过于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历史教科书。
1.革命？改朝换代？
元明嬗代是否有异于一般的改朝换代？明中叶以后，尤其是清末民初以降，人们久已习惯视之为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的演说中宣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同年《民报》刊载朱元璋像，称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
很长一个时期里，元明民族革命的性质俨然成为史学定论，最能反映这一普遍思维定势的，莫过于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历史教科书。1939年钱穆《国史大纲》引论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下层革命鲜有进步意义，惟秦末刘项之争和元明革命算是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将朱元璋“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之举视为元明鼎革进步意义之所在。金毓黻写成于1941年的《中国史》，称朱元璋建立明朝是“汉族的复国运动”。吕思勉的名著《中国通史》第四十六章的主题是元明嬗代，题之为《汉族的光复事业》，显然也是将其定位为民族革命。直至上世纪50年代，李洵在东北师大的明清史课堂讲义中仍沿袭这种传统观点。可见，元明鼎革的民族革命性质乃是那个时代历史学家的一种极为普遍的认知。
不过，自上世纪30年代始，就不断有学者对这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结论进行质疑和反思。最早提出异议的是吴晗，他在1936年发表的《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指出，元明鼎革的性质定义为阶级斗争而非民族革命。更值得注意的是蒙思明1938年在燕京大学的硕士论文《元代社会阶级制度》，认为元明鼎革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社会革命而非族群矛盾引起的种族革命。元明鼎革作为民族革命的象征，常被拿来与辛亥革命相比较，在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看来，两者间实有很大的区别，后者确实具有强烈的民族革命色彩，前者则不然。与其说元明鼎革是一场民族革命，毋宁说更多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
辛亥革命的成功，知识分子起了关键作用，但元末民变时士人不屑参加叛军，叛军也很少利用士人，这是元明革命攘夷色彩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年力倡元明民族革命论的钱穆，后来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钱穆从明初开国诸臣诗文中所看到的汉族士人的真实心境，与他过去对元明革命的认识大相径庭，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尤其让他难以理解的，是明初士人普遍具有的遗民心态：“当时文学从龙诸臣……或则心存鞑庭，或则意蔑新朝。”虽然很不情愿，但钱穆不得不承认明初汉族士人颇多故国旧主之思而昧于《春秋》大义的事实。后人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钱穆的这种印象。劳延煊据元明之际士人诗作之所见，指出明初士人皆以蒙元为正统王朝，在时人诗赋中常常可以看到对于元朝的惓惓故国之思。郑克晟注意到，元末明初的江南士人，不论是伊始依附张士诚吴政权者，或加入朱明政权者，乃至超脱于元末群雄之间者，他们的政治态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即都在不同程度上怀念元朝。近年萧启庆就元明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做过一个很有意义的统计，在列入统计对象的元明之际进士144人中，“忠元”型计87人，占60.4%；“背元”型计45人，占31.3%；“隐遁”型12人，占8.3%。统计结果表明，“忠元”型进士远多于“背元”者，且以汉人和南人为主。作者据此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是“君臣大义”而非“夷夏之辨”。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元明革命的性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元明鼎革的性质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并非像人们过去惯常理解的那样是一场民族革命。
2.明之际民族革命色彩如何形成？
那么，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自明朝直至近代，元明嬗代所带有的非常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究竟是如何被后人涂抹上去的呢？
一般人印象中，明朝似乎是中国历史上华夷观念最为强烈的一个时代。事实上，明朝开国君臣对于蒙元王朝常怀感念之情。太祖朱元璋就自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又谓“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朱元璋称帝建国后，总是强调他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并没有把元朝视为复仇对象的意思，何曾有什么“民族革命”的气氛？
明初士人其实很少关注华夷之辨这一类的话题。钱穆发现明初士人“心中笔下，并无夷夏之别”，诗文中谈及元明革命时“皆仅言开国，不及攘夷”。这种情形让他颇为愤激，觉得难以理解：“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遘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但这确实是明初士人的真实心态。
明代民族情绪之高涨，大抵在15世纪中叶以后，与当时的内外形势和民族冲突直接相关。“北虏”之患是导致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根源，其中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更是明蒙关系恶化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尘封已久的元明鼎革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起，自然而然地被解读为一场光复华夏的民族革命。历来将元明鼎革视为民族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便是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遣徐达北伐时发布的《谕中原檄》。大约自弘治以后，这篇檄文开始受到士人的强烈推崇。
自15世纪中叶以后，明朝士人开始对元明革命进行重新解读。成书于成化十七年（1481）的丘濬《世史正纲》，在洪武元年正月“太祖即皇帝位，复中国之统，国号曰大明”条下有一段十分激昂的议论：
“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而无统也。虽五胡乱华，而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皆夷狄之归，如元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斁，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阴浊用事，迟迟至于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