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哲学院院长等职。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中国古语“实事求是”作出新解说。实事求是，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哲学的核心思维。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中国古语“实事求是”作出新解说。实事求是，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哲学的核心思维。
位于北京北四环西路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楼前，“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厚重醒目。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里，广场北端矗立着红色的标识性雕塑“人才树”，似草书写就的“走”字，它意味着行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实事求是”，这也是学院的办学要求。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57号，发端于延安“陕北公学”的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大石头上，刻写的校训———“实事求是”。
三个地方，似没有直接关联，却因为“实事求是”的追求，有了共同的思想线索。
三个地方，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冯俊30多年来学习工作的地方，从哲学钻研到大学教育，从对外交流到干部培训，从行政管理到党史研究……她们滋养着冯俊的学术生命，磨砺着他的思想能力，也拓展着他的视野经验，更是塑造了他“求是”奋进的品格与气质。
“求是”始于哲学
冯俊认为，他的人生“受益”于哲学。
时间倒转22年。美丽的中世纪的校园，几百年不变的教堂钟声，环抱着牛津城的泰晤士河支流，古旧的布莱克威尔书店和博德利安图书馆，牛津的一切都让冯俊流连忘返，“但我更多是想起在牛津接触的人”。
1994年初，冯俊受国家公派，去牛津大学做一年的高级访问学者，他去听贝尔纳·威廉姆斯讲的伦理学和休谟道德心理学、安东尼·肯尼讲的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等名师课程，还与联系导师阿兰·蒙特费奥里先生建立了深厚情谊。
“阿兰·蒙特费奥里有多元文化视野，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还有广泛的国际交往。”冯俊说，他在牛津，经历了一次哲学理论的深度洗礼，也见识了哲学家应该具有的品质。
哲学，就是冯俊第一个真切的梦。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大别山南麓的湖北省英山县，让已经历了回乡务农、到县供销社、县革委会财贸办公室工作的高中毕业生冯俊欣喜不已，当时的他是个热爱文学的青年，“还喜欢写点东西”，于是与几个“文艺青年”相约，一起参加了高考。不过在专业选择上，他倾向了哲学———
“当时文科学科没有现在丰富，法律、应用经济学之类的专业都很少，文史哲是显学。哲学是探求宇宙、社会和人生奥秘的学问，总有一种不断去追问，不断去探索的精神”。
比较之下，冯俊更喜欢哲学。
接触了哲学，竟“一发不可收拾”。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马列理论师资班（现武汉大学马列学院），到武汉大学哲学系（现为哲学学院），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现为哲学院）博士研究生连续10年求学，从马列理论到欧洲哲学史20余载的研究和教学漫长岁月，冯俊与哲学为伴。
“读武汉大学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时，导师是陈修斋先生，他是国内非常著名的西方哲学专家。报到上学第一堂课，他就给我们讲了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故事——当时国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哲学领域展开了一场很著名的关于唯心主义的大讨论和理论论战，他和他的老师、北大著名教授贺麟先生一起参与了这场论战。论战中，贺先生和他受到当时权威人士关锋的批判，之后马上就是反右和其他的政治运动，但贺先生和陈老师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敢于坚持真理，不屈服于权威……”
谈到埋首20年坚持哲学研究的动力，冯俊分享了这个对他来说“里程碑式”的故事。
陈修斋先生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冯俊。他想，选择了哲学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研究哲学就应该有一种理论勇气，有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
20年间，冯俊沉湎于哲学王国的逻辑思辨中，哲学重理性、尚思辨、求知爱智的特点深深满足了冯俊的求知欲。
1989年，冯俊的博士论文《笛卡尔第一哲学研究》出版，也成为我国第一本系统地研究笛卡尔的专著；2007年出版《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冯俊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研究笛卡尔哲学专家。从笛卡尔出发，冯俊研究了整个法国近代哲学，出版了数本专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更成为国内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他还从英语和法语翻译了众多国外经典哲学著作。
不过，冯俊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并不限于法国哲学，冯俊的作品也并不仅限于西方哲学。他陆续发表许多有关中国哲学、比较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例如“儒学的人文精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因素”，“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中、西、马哲学的对话”等等。
“其实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并不是满足个人爱好，而是要从西方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人类思维的教训和规律，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国的哲学。”冯俊认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当代中国哲学，要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继承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
“学哲学、用哲学也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下《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有《论十大关系》等哲学篇章。邓小平同志开启的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哲学讨论开始的……”如今身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冯俊也从党史角度，解读了“哲学之用”。“面向未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领导干部尤其要把哲学学好、用好，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用哲学来解决实际问题，迎接新挑战……”
哲学需要天赋，需要沉思，更需要坚韧的“求是”意志。冯俊在思维中找到乐趣，也潜移默化形成探究规律、追根求源的学习与工作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