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作证”的呼唤，应该得到制度的应答，因为保护弱者，才是制度最大的尊严
“我作证！我作证！”电影《集结号》中，为了讨回47名阵亡战友的荣誉，谷子地向着空旷的煤场大声呼喊。在现实生活中，深圳百余从事孔洞爆破工作的农民工，近日也遭遇同样的“证明”问题：因为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肯出具职业病检查委托书，职业病医院拒绝为他们检查治疗。
“谁来作证？”这样锥心的呼唤，我们听到已经不只一次：农民工张海超选择了悲壮的“开胸验肺”，才促成事件解决。云南昆明一个机械加工厂的13名工人，要求企业为他们进行职业病鉴定遭拒，也提出“开胸验肺”的申请。
“谁来作证”的疑问背后，是制度的困局。按规定，职业病的鉴定、诊断，要用人单位提供相关证明，包括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等。但让连劳动合同都不愿签订的企业为自己的过失“举证”，并主动承担经济赔偿，无异与虎谋皮。
也许有人会说，明知道没有劳动合同意味着可能失去基本的保障，甚至以健康和生命为代价，劳动者就应该加强自我保护，不去打这种“黑工”。这话自有它的道理。《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宗旨是保护劳动者权益。但对农民工进行权益保护教育，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重点。
在劳动关系的利益链条之中，与企业相比，农民工无疑处于弱势一方。正如报道中这些炮工们所说：“如果谁敢要求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后果就是走人”。而“用黑工”，企业可以减少甚至取消劳动者的各种保障，却只承担被相关部门发现后遭受处罚的风险——事实证明这种风险概率很低。无论从事实还是利益分析，规避制度的主体都是企业，应该承担责任的也主要是企业，而不应让农民工为此付出代价。
更重要的是，在“打黑工”已是既成事实之后，如何发挥制度的救助作用，以免农民工们在遭受“违反制度”——企业以辞退相威胁不签劳动合同——的伤害之后，再次受到所谓“严守制度”——没有劳动合同所以不出具检查委托书——的暗算。
制度的终极目的，是和谐社会关系。好的制度，不仅能提高效率，更应该能维护公平、公正，保证每个人的权益都得到伸张。惟其如此，制度的设计，应该向弱者释放更多的善意，因为只有弱者得到了保护，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才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比如，在职业病防治的相关规定中，是否可以考虑由第三方来进行生产场所的职业病危害评测？在劳动合同的相关制度中，是否能通过提高违法成本，保证整个制度的良性运转？
制度的设计，应该从“人情”出发。法治社会，有制度、有规则，更应有人性的温暖。让弱者更弱的制度，绝对不是好的制度。“谁来作证”的呼唤，应该得到制度的应答，因为保护弱者，才是制度最大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