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教授的“批孔”事件
据韩联社3月14日报道，韩国祥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金经一（音）在新书《儒家思想诞生的秘密》中，以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竹简文字为基础，从学术的角度介绍了儒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金经一说：“儒家思想是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逐渐形成的，并非由孔子或者某一个人创造和整理而成。”“虽然在中国也有部分学者知道这一事实，但只有寥寥几名年轻的学者敢于委婉地提出来。”【详细】
金经一认为“所谓孔子创立了儒教，不过是一个神话”，“儒教并非由某一个人整理创立的，而是在当时创建政治社会合议机构的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现象”。对于广为人知的儒家核心思想“仁”，金经一还说“孔子时代所使用的文字当中，根本没有‘仁’这个字。”
金经一的这一观点近日来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了大量关注与议论。
该作者曾因著书《孔子死了，国家才能生存》，被告上法院
金经一过去就是个争议人物，曾在2005年时出版《孔子死了，国家才能生存》一书，其中列举各种儒家思想带给韩国社会的不良影响，引起各方讨论，也曾因“毁损名誉罪”被告上法院。
金经一在《只有孔子死了，国家才能活下去》一书中说，孔子的道德不是为了人的道德，而是为了政治的道德，为了男性的道德，为了长者的道德，为了既得利益者的道德，“儒教的有效期限已经结束了”。
对于《儒家思想诞生的秘密》一书，金经一说，“从二十岁开始涉足儒教，一直致力于儒教研究，出版此书，使我的研究告一段落。”并言“过去30年间萦绕于脑的悬疑，自认为算是找到了答案”，为自身研究赋予意义。他说“这次的书剖析、展示了诸多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竹简记录”，并期待“将可能成为新的学术讨论的出发点”。
韩国人都“反孔”吗？
历史上，“儒教”塑造了韩国
韩国是接受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影响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古朝鲜时代，孔子的基本精神通过表意文字——汉字传入到朝鲜半岛（韩国人称之为“韩半岛”）。
在公元1世纪前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儒学开始得到官方承认，通过教育体制在上流社会传播，即先在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国传授后，经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传入东南部的新罗。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年（公元372年）时建立中央教育机关“太学”，教授儒学经典“五经”。百济在公元3世纪，就有了儒学教育机关，并设立五经博士制度，培养出研究孔子思想的学者，由这些学者东渡到日本讲学《论语》。而三国中接受儒学最晚的新罗设立专门的儒学教育机构“国学”，实行了以“五经”为主的教育。
新罗在公元676年统一朝鲜半岛后，选派留学生到唐朝都城长安学习儒学，这样儒学传播得更迅速。新罗末期文人，汉文学的开山鼻祖崔致远，年仅 12岁只身西渡入唐求学，刻苦研习6年后进士及第，留在大唐先后担任侍御府内奉、都统巡官、馆驿巡官等重要职位，十年后回国在新罗王朝担任要职，至今传为佳话。2007年，崔致远纪念馆在中国扬州建成，馆内藏有很多宝贵资料。
公元10世纪，高丽王朝代替新罗王朝，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之监和地方教育机构——“乡校”，这更加加强并深化了儒学的教育和研究活动。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虽以佛教为国教，但在公共教育机构均以儒学为基本教材培养了人才。另外，高丽时期许多儒家学者开始创办私学教育弟子。从高丽末至整个朝鲜王朝，从中国引进的“朱子学”（在韩国叫“性理学”）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1367年，高丽王朝建立儒学教育机构“成均馆”，任命当时一批著名儒者讲授了朱子学。与此同时，随着《朱子家礼》、《小学》等礼书的输入，出现了儒学影响扩张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新局面。
1392年，高丽王朝灭亡，李氏朝鲜王朝建立，实行“崇儒抑佛”政策，大力扶持和增设公立教育机构，各地的儒家学者也纷纷创办私学，推动了对全民的儒学教育。从此，儒学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并走向本土化和大众化。【详细】
今天，儒家思想在韩国仍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
北京大学人文高级研究院院长和伦理学家杜维明坚信儒家仍然可以为像韩国这样的现代社会提供很多东西。杜维明说“儒家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全面的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人文精神，也是所有轴心时代文明即希腊哲学、犹太教（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家和道家中学习做人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理性方式”。它为韩国提供了“核心价值观”，使其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道德卓越的典范。
杜维明甚至认为儒家的公共利益价值观和艰苦工作不考虑利益回报的观点促成了韩国在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迅速复兴。2010年，该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而许多发达国家仍然陷入经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状态。杜维明说：“类似的例子可以在日本和新加坡等其他儒家社会找到。在所有这些社会里，通常是政治精英和企业精英的混合体的领袖阶级能够动员包括劳工和市民在内的整个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来应对国家危机。这种现象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希腊等当代许多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儒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一书的合作者和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院长韩在凤（Hahm Chai-bong）同意儒家在激发韩国人围绕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建设性作用。韩在凤说：“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危机来袭时，我们就要求韩国人献出黄金。出现了民众在街上排队向银行出售黄金的壮观景象，因为他们认为国家陷入了困境。我们把这种行为与希腊人或意大利人或者西班牙人对金融危机的反应进行对比，他们只是简单地指责政客和他人。如果不用儒家，你真的无法解释，韩国人的经济爱国主义来自国民同舟共济的意识。”
他也相信儒家哲学的严格道德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给国民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在政治和企业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很多违反儒家要求的情况。韩在凤说：“儒家对当权者和有权威的人提出了很多要求。这确实给我们很多好处，它一直是韩国社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来源。”【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