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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江:宁当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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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江接受采访时,兴致很高,坐在床上给我们拉了段二胡

王世江接受采访时,兴致很高,坐在床上给我们拉了段二胡

一、一群退役军人的会面

我2005年10月去过辽宁锦州采访退役军区司令王世江,那年他91岁。王世江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是唯一一位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士兵,又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任职到军区司令的人物。王世江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分区的司令员。

在我采访过的亲历过卢沟桥事变的幸存者中,王世江的政治状态和经济状况应该是最好的。他住在辽宁省军区第二干休所,房子是二层的小楼,阳光明媚,有一百多平方米。王世江单独居住,有个下岗工人帮助他料理家务。听说下岗工人的儿子上了大学,王世江就自觉负担了那个非亲非故孩子的全部学费、生活费。王世江对我说:“我留着钱没有用。帮助了别人,我最愉快。”

我有战友在锦州市政府当领导,所以,这次采访最为顺利,全是战友们亲自接送、安排。除去北京往返锦州的300多元火车票之外,衣食住行,全是战友自掏腰包。我和我的几位战友,我们的父辈都曾与侵华日军血战:成保胜的父亲是老红军,潘海强的父亲是新四军,老班长锡元才的亲属是抗日联军,我的父亲是八路军。所以,听说我要采访这位曾经是“国军”士兵、后来又当了解放军司令的老军人,他们都愿意同我一起拜访。

由于疾病,王世江数年前截去一条腿,所以,他只能坐在床上接受我们的采访。王世江的思维很有条理,他不紧不慢地从1936年他参加二十九军讲起。重点的地方他讲得很细致,我提问的时候他还把问题区分开慢慢回答。快到吃饭时间了,他早安排在他家服务的下岗女工包好了饺子。连着几天采访,我们之间混熟了,他一会儿操纵录像机,给我们看中央电视台对他的采访录像;一会儿,又坐在床上给我们大家拉一段二胡。这位亲历过卢沟桥事变的老军人始终热情洋溢、精神矍铄地和我们谈话。

我直言不讳地问他:“你看,你还能活多少年?”

王世江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在卢沟桥我和侵华日军血战过,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走到今天,我始终为我选择的人生道路而自豪。我会高兴地走到不能走的那一天。”

“您留给子孙的是什么?”我问王世江。

“我的历史。”91岁的王世江沉着应答。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您怎么看?”我问。

“坚决反对。那里面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王世江回答。

“如果外国侵略者再次入侵,您还上战场吗?”我问。

“只要我手还能动!我还要上前线!”独腿老人王世江的回答掷地有声。

“二十九军官兵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只有一名士兵后来当上军区司令,您怎么看?”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王世江说。

“您怎么看自己和国家的关系?”我问。

“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王世江回答。

“您是如何在90多岁时还基本保持健康?”我问。

“多愉快,少烦恼!”他补充说,“心情愉快可以不吃药。”

“您的家庭都有什么人?可以问问吗?”我说。

“我儿子72岁了,他1949年以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大孙子43岁了。有三个重孙子。小孙子在航海仪器厂工作,是个军官。”王世江说。

“您现在医疗条件怎么样?”我问。

“住院的话,师以上是两人一间病房,军以上的是一人一间。”

“能说说您收入多少钱吗?”我问。

“6000元上下。”他手指保姆说:“她下岗了,生活费200元。她儿子出息,在上大学,费用我全部负担了。”王世江的保姆是个40多岁的东北妇女,她一直在夸她遇见的这个独腿老军人。

我问:“抗战胜利60周年,都有哪些媒体采访您了?”

“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广州晚报》,还有《锦州晚报》。”王世江回答。

“在战争年代,您想过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吗?”我问。

“现在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时,根本不知道。那时,全部用油灯点亮,身上的虱子一抓一把。一行军就是几天,一边走一边睡,常常几天吃不上喝不上。一场战斗打响,没枪、没炮、没有弹药,只有抡起大片刀,高声呐喊,血肉相拼;一场战役下来,伤员缺医少药!有的伤员只能呻吟、等死。可怜哪!可是,那时,不知道艰苦,打鬼子最重要!”

二、活着的“抗战巨著”

这次采访后,过了半年多我才开始动笔整理访谈记录,老军人王世江清澈、高大、顽强的形象再次浮现在我眼前,他代表了我们中国军队、中国军人坚强不屈的形象。

再次给他打电话,却连着几个月没有人接听,这使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2006年4月21日,我给辽宁省军区第二干休所领导写了一封信,问询关于王世江老首长的消息。发完信笺,我又打了一次电话。本来没有抱什么希望,没有想到,有人接听了,正是首长王世江!他沙哑着声音说:“我刚刚出院,谢谢你想着我!”接着,他一再强调:“要问什么,就抓紧时间问,等我回答不了的时候,也就帮助不了你们什么忙了。人啊,年纪大了,说不定哪一天呀,这是自然的规律。”

“您可别这么说!”我急忙打断他的话。

我是采访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作家,残酷的现实常常这样摆在我的面前:“往往是我前脚采访,后脚,被采访者就离去了。”毕竟,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距离今天75年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距离今天69年了;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距离今天也已经61年了。假设当事者当年20岁,那么,如今他们应该分别是95岁、89岁和81岁了!

如果说战争是一本“巨著”的话,那么,从1931年到1945年,这几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这本巨著的“活生生”的最后几页了。——当战争亲历者随着自然规律离去后,这本巨著就自然合上了。

现在,有谁能说中日甲午海战是一本“活着的”巨著呢?它其中的哪一页,哪一个人物会站在我们的面前,指手画脚地阐述:“……来远舰中弹后,海水顺着左舱弹洞蜂拥而进,舰身开始逐渐倾斜。……水手谢保彰,和其他活着的水兵满怀悲愤,弃船向刘公岛奋勇游去。”那是发生在1895年的事情,中国的北洋水师在两周之内,被日本海军全部摧毁了。又过了几年,到了20世纪初叶,从海面沉舰游回刘公岛,幸而逃生的北洋水师的水兵谢保彰的女儿出生了……她,就是后来中国人妇孺皆知的著名女作家,谢冰心。如今,连女作家谢冰心也已经谢世数年,谁又能说中日甲午海战不是过去的“战争历史书籍”呢?

战争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而存在,王世江老首长应该是“15年抗战巨著”中最后几页的人物了。我能和他通话,当然高兴。

三、王世江自述

(一)我们都想活埋了这个嚣张的鬼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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