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不足16岁的我从一所叫做潘昶中学的农村学校毕业了，同届学生150多人中有3人考大学，我是其中之一，报了文科。结果成绩最好的我距分数线差13分。
考分年年涨，但总是距那个不断升高的分数线差一点。舍弃，不甘心；继续拼，结果不可预料。
更加悲剧的是，再过一年，高考外语成绩的70%将计入总分，可我一天英语都没学过，拿五门课和别人六门较量，希望更渺茫了。
不断失败的屈辱，身心俱疲的熬煎，还有身后贫困的家庭。好多个夜晚，我独自躺在自家的房顶上，面对深邃夜空和灿烂星河苦苦思索，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可生产队早就就盯上了我这个劳动力，每年7月9号高考结束，10号就会招呼我出工劳动，与我家素有嫌怨的队长潘瞎子更是在多个场合冷嘲热讽:“鸡窝里是飞不出金凤凰的。”
曾经以我为骄傲的父母在我一连三次失败的打击下，眼中的希望之火也渐渐黯淡了。
哥哥在家务农自不必说，妹妹读完初中，大弟只上了三年学（前者没考上，后者不想上）就都回家劳动了，而十八岁的我还在吃父母的，用父母的，如今甚至吃起了弟弟妹妹的。
这样继续“偏心”下去，做父母的就算没有责备过一句，但肯定也很是为难。
我心中满满地都是“放弃”两个字，但我说不口。整个假期里，我都不再翻书，不再看复习资料，一心想用繁重的体力劳动封存自己那些“非分之想”，用行动让自己臣服于命运的重压。
那年麦收结束后，我带着三个初中生去放着生产队牲畜圈里的近四十头牛马驴，三个小的每人每天记4分工，给我记6分工。开学了，他们都去上学去，由我一个人负责所有的牲畜，可工分还是6个。
我觉得不公平，找潘瞎子要求加分，不允；换干其他农活，不许。我和那可恶的村霸大吵了一架，可能父母也在激愤中改变了主意，想让我再去复读一年。
我还是犹豫不决。正巧，我的一位考上中专，毕业后分配回母校当老师的同学来看我，成了父母的劝我再次复读的救兵。
无奈中，我决定再一次背水一战。
2
这一年，全县教学质量最好的贺兰一中招复读生，我凭借着较高的高考分数插进了全县名师张宪达老师的文科班。
我家距县城大约九公里，三公里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六公里是疙里疙瘩的石子铺就的公路，家里的一辆破自行车是我每天丈量这段路程的唯一依靠。
早晨五点半起床，吃点昨天的剩饭或带个馒头就出发赶路了。每天都是一身大汗，但我总能在晨读之前到达。中午，在街上花两三角钱买个饼子或两根卖剩的油条，勉强充饥后，继续回教室学习。
九、十月天气还热，补了又补的自行车残胎，经太阳一晒，动不动在半道上就没了气，我只能推它回家。走着走着，天就黑了，可偏偏有一段路要从一丛坟边经过，黑黢黢的小路上，只我一个人，远处村庄闪烁的灯光是我能找的到，消除内心恐惧的仅有。
进入十二月，衣衫单薄的我又要顶着西北风艰难前行，手脚冻得失去知觉了，只好推着自行车跑着取暖。让我聊以自慰的是，步入正轨的学习后，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这让我每天都信心十足。
可也就是在那个冬天，就像升起于贺兰山头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雨的乌云，一个巨大的灾难扯天扯地一般，向我和我们家倾轧过来。
自麦收后，父亲的胃就不太好，家人都以为不过是老毛病犯了，和以往一样，吃点中药调理修养几天可能就没事了。可是这一次似乎很不寻常，他熟识的本地有名的大夫瞧遍了，两多个月里吃下了几十服中药却一点未见效，反酸、打嗝、吞咽困难，一天比一天严重。亲友都劝父亲到县里或省城的大医院去看，他坚决不去。
“外人怎知我家锅小碗大？”一家人在一齐说起他的病时，父亲说：“刚给老大定了婚事，还想着借些钱，看年底能不能把婚给结了。谁都知道大医院好，可是我们花不起钱啊！”
于是，有胜于无，父亲的病就这样拖着。家里越来越重的中药味也似乎终于聚集到了一个爆炸的燃点。
十二月初的一个晚上，父亲辗转反侧，他极力压抑着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突然一个侧转，趴在炕沿边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
母亲、大哥和我惊恐万分，手足无措，被吵闹惊醒的弟弟妹妹看到眼前境况也吓得不敢出声。待父亲咳喘稍稍平静些，母亲毅然做出了决定：“套车，上县城！”
那年冬天，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在家乡推广开来，我家分到了一匹马和一辆架子车，没想到第一次使用竟然是为了这个。我和哥哥一阵忙活后，才把马车套好，我们往车厢里垫了些麦草，铺好被褥，垫了枕头，大哥把父亲背出来放好，全家人摸黑出发。
还是每天上学我得走两遍的路。母亲和大哥分坐在车辕两侧，我骑自行车跟在后面。父亲一言未发，赞成也好，反对也罢，都无力表达了。两个多月里，他早已被病痛折磨得面黄肌瘦，大量失血后，几乎是奄奄一息了。
住进县医院后，首先是止血，然后是输血。大哥和我都验了血型，抽了大哥的500毫升后,医生决定视情况再考虑是否抽我的。那时候，我一米七的个头，一百零几斤的体重，艰难而漫长的求学之路已经让我形销骨立了，大哥的血输了进去，父亲看起来稍稍好了些，便坚决不同意再抽我的血。
一周后，父亲出院了。中午放学，我从学校赶过去时，母亲和大哥已把出院手续办妥了。到头来也没查出什么病。
主治大夫和父亲很熟，他特意赶过来叮嘱：“胃出血绝不能有二次、三次，一定要到银川的大医院检查治疗，不得延误。”
3
1982年，农民开始为自己种地了。和所有村民一样，以往的冬闲在那一年突然就变成了冬忙，每人心中都燃着一团火，就连病中的父亲都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把我家分到的二十三亩多地逐个查看了一番。
进入寒假，白天，我们弟兄和母亲一起平田整地，蓄积农家肥，为春天的到来做准备。晚上，不管白天干活有多累，我总要学到12点以后。
父亲回家后又调养了两三周，病情依然没有好转。他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去银川查病。一周后，结果出来了——喷门癌中晚期。
那时候，“癌”对乡村来说还是个新名词，得了癌症，也就相当于老天爷判了死刑，更何况还是“中晚期”。第一次听到这个恐怖的病名，也就是从父亲口中而来。
然而回到家后，父亲却平静地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把从医生那听来的情况转述给全家人听，而后，他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春节后去住院，做手术。”
这一年，我家没有春节。父亲忍受着病痛，整夜整夜地长叹。43岁的母亲几乎在几天内，头发就白了一半。
手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做，时间定在2月12号，由母亲和大哥陪侍。我在家带着弟妹干农活，等待开学。
三十多年前的医疗技术和今天本就无法相比。五叔说，手术前要求家属签字时，大夫再次告诉他：成功率可能不到50％。可是父亲还是毅然把自己送到了生死不可预知的手术台。
三周后，春耕在即，大哥回来了，只留下母亲一个人陪侍。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伤口不愈合，治疗时间延误太久，医生认为情况很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