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晚于前者的另一极，则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为代表，他们透见中国文化发展的停滞性，认定这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系统。亚当·斯密在18世纪70年代指出：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之马哥孛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哥孛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
19世纪初，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称中国为无变动的“同一”；稍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尖锐批判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1902—1979）则认为儒家价值观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相左，妨碍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时至当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化，但大体仍在上述两极间徘徊。其一极蔑视中国文化，发皇者来自西方政坛、学界，并往往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交织；另一极则对中国文化高度赞许，尤其将《老子》、《周易》奉为天纵之书，以为是克服“现代病”的良药，甚或认为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褒词，往往发自西方一流思想家、科学家（包括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诺贝尔奖得主）。
西方的中国文化观的主流态势略为：17—18世纪对中国文化向往、颂扬，19—20世纪对中国文化批判、蔑视，这是启蒙时代和现时代西方的两极东方文化观，分别反映了处于不同阶段的西方文化的两种诉求：前者是为突破中世纪蒙昧从东学寻找借鉴，后者是为西方文化“先进”提供东方文化“落后”的衬托。
近代中国人自身对东亚传统文化评价的分歧之大，并不亚于西方人。这种分歧不仅指西化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贬斥与东方文化本位论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褒扬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而且，在同一位中国思想家那里，先后对中国智慧的褒贬扬抑，往往形成巨大反差。如现代中国著名文化人严复、梁启超自清末到民初评价中国文化的言论，呈现两极化走势，便是典型案例。这里侧重讨论梁氏的中国文化两极评议。
（二）梁启超清末对传统文化的抨击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革新运动——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和主要宣传家。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潜心研习西方文化，以寻求强国借鉴，与此同时，又解剖中国文化的病端，尤其激烈抨击专制政制。梁氏1902年曰：
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
使我数千年历史以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
他号召中国之青年，“组织大军，牺牲生命，誓翦灭此而朝食”，洋溢着对中国制度文化的核心——专制政制不共戴天的批判精神。
1899年，梁氏东渡太平洋，造访美国，目的是“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1903年2月梁氏再次离日游览北美，在加拿大与美国逗留8个月，并于1904年2月在《新民丛报》增刊发表《新大陆游记》。
游记首先记述梁氏走出国门后的直观感受：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渡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至纽约，观止也未。
这是从现代化程度由低到高作出排列：中国内地—香港上海—日本—美国太平洋沿岸—美国大西洋沿岸，纽约是叹为观止之处。那时外游之国人多作此种梯级评价，梁启超并无二致。
经中西比较，梁氏还痛论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种种不文明表现，诸如：
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座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
作为政治改革家的梁启超，最关心的当然是西政，他大力推介美国的民主政体，指出美国实行共和宪政，赖有“市制之自治”的基础，而中国仅有“族制之自治”，人民仅有“村落思想”，不具备共和宪政的条件。由此出发，梁氏从政治角度例举“吾中国人之缺点”（下引仅列纲目）：
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
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
四曰无高尚之目的
1899年至1904年间的梁启超，具体考察西方现代文明（从民俗、经济到政治制度），并给予肯认，同时又对中国传统社会及文化加以痛切的批评。梁氏1899—1902年热烈倡导民主共和，1903—1904年则回归君主立宪，寄望于“开明专制”，正是他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意识到当时的中国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条件，他认为，在缺乏“市制之自治”等文化要素的情形下，贸然推行民主共和，必致天下大乱。
对于中国学术文化诸门类，梁启超也有尖锐批评，如说传统哲学仅论伦常，传统史学是帝王起居注、是相斫书，以朝廷或君主为核心和本位，故1902年发表《新史学》，发起“史界革命”。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是中国传统文化犀利的批评家，正如冯自由所说，《新民丛报》初开一两年，梁启超所倡之“破坏论”，极具感召力，“影响国内外青年之思想甚巨”；黄遵宪1902年致函，称赞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清末之梁氏诚为破坏旧文化的“言论界之骄子”。
（三）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赞美
时过十余载，历经辛亥革命的大波澜，又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创巨痛深的打击，敏感的梁启超对于中西文化有了新的体悟。
1918年12月，梁启超与蒋百里（1882—1938）、丁文江（1887—1936）、张君劢（1887—1969）及外交官刘崇杰（1880—？）、经济学家徐振飞、负责后勤的杨鼎甫等7人赴欧（其中丁文江、张君劢二位后来分别成为20世纪20年代“科玄之争”科学派与玄学派的主将），于旁观巴黎和会前后，遍游英、法、德、意等欧洲列国，1920年1月离欧，3月回归上海。梁氏一行访欧一年又两个月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一并充分暴露，一批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人文学者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德国人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为其代表作），有的甚至对西方文明陷入绝望，并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东方。梁启超返回中国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描述这一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