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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主任刘放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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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于1月7日成立,该中心的第一个大型课题——38卷本《杜威全集》中文版的翻译组织工作也同时启动。本报记者于日前就此专访该中心主任刘放桐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记):杜威是实用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其思想一直为西方学者关注。我校此次成立杜威研究中心可谓是全国的先行者了,您能谈谈成立该中心的初衷吗?

刘放桐教授(以下简称刘):杜威思想作为美国的国粹,一直受到美国学者的广泛关注,美国哲学促进会、美国杜威学会、南伊利诺大学的杜威研究中心等组织和机构都在致力于杜威的研究。其他西方国家从事杜威研究的专家也不少,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美国哲学家罗蒂都是研究杜威的著名专家,他们本人的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也是杜威的理论。至于国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都有一些专家在从事杜威思想的研究。复旦成立的杜威研究中心作为一个专门研究机构,迄今为止在国内是唯一的。

我用三点来概括成立杜威研究中心的初衷:杜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国学界、政界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对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并由此产生了不少负面效果;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需要对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及与之相关的西方思潮重新研究和评价,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上世纪80年代前后一段时期,我曾把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作为研究重点,在编写《现代西方哲学》的三个版本时几乎都是用实用主义来投石问路:先发表一些实用主义的论著或者利用实用主义的材料撰写一些论著,在哲学界得到认可后再写其他流派。《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个版本能在国内长期流行并得到较高评价,与我在实用主义研究上总是先行一步有关。

在杜威研究上,复旦是有一定优势的,比如有美国研究中心,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是全国重点学科等等。

记:依托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建立的杜威研究中心有哪些优势?

刘:中心所依托的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是全国重点学科,科研力量相当雄厚,尤其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中心将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努力确立和发展杜威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相结合、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研究相结合,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相结合。

记:请你从历史和现实方面前谈谈重新研究杜威哲学的意义?

刘:杜威哲学自“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过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五四时期,杜威的科学和民主的主张对促进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曾经出现严重的“左”的倾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未能正确对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流派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使自己脱离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总趋势,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对实用主义的认识和评价脱离了实际,在我国的政治和思想批判中就出现了不少混乱。从外表上说,实用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似乎一直被批判,然而它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却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因此,弄清什么是实用主义,无论从哲学或政治上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关注社会和生活的实践哲学,对美国和中国的社会政治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都发生着现实的影响。那么您认为杜威思想在当代有何重要性呢?

刘:杜威在哲学研究上明确要求反对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强调要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突出地体现了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杜威在这方面的观点甚至与马克思的有关观点也有重要的共同之处。因此,研究杜威的哲学是研究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当代的变更及其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关系的重要环节,对全面和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有重要意义。

杜威是美国哲学发展中集其大成的人物,其思想对美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有深刻的影响。研究杜威理论是认识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途径。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就是对美国哲学的研究,落脚点可以放在杜威研究上。

此外,与对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研究相比,杜威哲学的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及与现实问题相关的理论意义。

记: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在理论上的误会比较深,如将杜威当作反对唯物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把杜威看作是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认为杜威关于道德、人生的理论是一种主张个人可以不择手段维护私利的极端个人主义等等,对这些误解您有什么看法?

刘:杜威哲学的根本特点在于反对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的心物二元论,强调哲学和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或者说对象世界应当是人所面对的、人生活于其中的、处于人的视野(经验)中的世界,是经过人的作用和改造(人化)的世界,而不是与人毫不相干的世界本身。杜威对后者自在地存在并不否定,只是认为它一旦成为哲学和科学所研究的人生活和经验的对象,就必然在不同程度上为人的生活和经验所制约。他由此认为,哲学所应关注的不是去论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纯粹物质世界或唯心主义所说的纯粹精神世界是如何自在地存在,而是去揭示现实的的人(主体)与现实的世界(对象、客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所以简单地把杜威看作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这不符合他的真实观点。

杜威有关民主、自由精神的论述的确未能越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论的界限。但只要对之做出较为具体的分析就可发觉,杜威所竭力维护的是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下层群众的民主自由。他反对西方社会少数人的特权和垄断地位,对各种剥夺和削弱广大群众民主自由的现象做了许多揭露和批判。为此,他强调要对西方传统的民主自由观念加以改造,使之既不把个人的民主自由绝对化(他认为那样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或作为其另一极的极权主义)、又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杜威一再解释他所谓的真理就是有用,指的是观念的真理性的标准在于它们是否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即是否经得起实践检验,并非单纯地指能否使个人获利。杜威虽然把提倡个人主义当作其道德和人生理论的出发点,但他所谓个人主义指的是充分发挥作为个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不是维护个人私利。他认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要受到社会、集体的限制,私利要服从公益。为此他激烈批判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即他所谓的“经济个人主义”,要求建立一种超越这种局限性而专注发挥个人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新个人主义”。因此,仅仅从个人利害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关于真理就是有用等观点是不够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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