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卫·阿米蒂奇
译者：邬娟 伍璇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5月
作者：乔·古尔迪 大卫·阿米蒂奇
译者：孙岳
版本：格致出版社 2017年3月
“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2014年发表的《历史学宣言》中，历史学家大卫·阿米蒂奇同乔·古尔迪一道，借用幽灵的喻体开场，指出“短期思维”为史学研究以及现实世界带来的威胁：当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向全球发出通牒，当不平等程度逐渐加剧、贫富差距愈发显现，人们应该如何克服由短视和狭隘造成的危机和局限。
回归“长时段”（longuedurée）的历史叙事，是阿米蒂奇等历史学家在坚持专业判断和承担公共责任的基础之上作出的选择：它意味着重新把历史置于更宏大的图景和更久远的时段之间，让人们看到那些困扰当下的焦点问题，以何种方式在数世纪甚至数千年前，就曾向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出挑战。至于“回归”，则意味着“长时段”的提法早有践行并曾消退，而历史学者们也正因为需要回应当下以及未来的挑战，唤回公众对历史的兴趣，才重启这一思维与视野。
如果把《历史学宣言》视作对“长时段”的理论呼吁，那么阿米蒂奇这本《内战：观念中的历史》则是他作为历史学家耗时十年对这一方法的研究实践。“内战正逐渐成为人类最广泛、最具破坏性以及最具特色的有组织的武装暴力形式”，阿米蒂奇有感于内战对21世纪的破坏与消耗，认为有必要直面这个之前鲜被探索的领域。“我的目标不仅是挖掘、整理出内战的历史，而更在于指出，在塑造我们如何看待世界这个问题上，内战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内战的界定与历史的情境紧密相连：它并不是一个超脱时间之外的抽象名词，而是随着时间变迁内涵意义也会作出相应改变的复杂观念。
究竟什么是“内战”？又是什么让“内战”成为“内”战？这其中的界定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明晰并存在争议。为了正视并理解“内战”，阿米蒂奇搜集了过去2000年间有关“内战”观念的争论历史，从古罗马一直追溯至近年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战争，以“长时段”的视角观察“内战”的演变，并尽可能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呈现其累积的变迁。让这一路沉淀下来的丰厚概念帮助人们更好地面对当下和未来，这也是阿米蒂奇出于一个历史学者的愿景与期待。
【对话大卫·阿米蒂奇】
观念中的历史
它通常存在争议与冲突
新京报：为什么《内战》书名强调“观念中的历史”（ahistoryinideas），而不是“观念的历史”（ahistoryofideas）？
阿米蒂奇：我所说的“观念中的历史”，其实是指一系列战争（或者用更强的概念，一系列内战）所构成的历史。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为了理解两场战争（以及当代对于“内战”概念的界定）：一个是2006年到2007年的伊拉克，另一个则是2011年至2012年的叙利亚，是否应该把这两场冲突看作“内战”，在国际上其实也有争论，比如在联合国，或者在美国。它们还有可能被称作“叛乱”（rebellion）“恐怖主义”（terrorism）或者“武装暴动”（insurgency）。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尤其是研究政治观念的历史学者，我更感兴趣的是：在伊拉克或者叙利亚的问题上，到底是什么让这些词的意义产生了这么根本的分歧；为什么对于这些暴力冲突的界定能够引发这么火热的论争；以及，对论辩双方来说，无论同意或者否认冠以“内战”之名，那些正在发生的冲突背后是否都有历史的维度。
所以我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两个论争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叙事中。在这本书里我一直追溯到古罗马，那时关于“内战”的含义就有类似的争论，它们会从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跳脱出来，这些冲突有着不同的背景、预设和意识形态，它们彼此碰撞、相互抵触。我在这本“观念中的历史”里想讲的就是两千年来从古罗马到叙利亚“内战”观念的历史，借用这些特定历史时刻的争论，作为垫脚石，嵌入更长的历史叙事。而不是想当然地假定“内战”是某个已经存在着的，有着特定本质的概念。它其实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在不同时间点可以被拿来用作武器。而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工作，则是去创建或者重建这个关于战争的历史，让不同时刻的这些观念变成论辩的主体。“观念中的历史”就是聚集这些相继的时刻，以及有关这一观念的各种主张。但并不假定这个观念本身有任何内核、根基或唯一不变的意义。它们通常都是有争议的，总是冲突。而内战，正是观念中的历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长时段的历史
期待以此方式重述中国“内战”
新京报：这本书对于“内战”观念的考察，其实更多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出发。它显然是与政治学家或军事学家的视角不同。在我看来，这大概也和你一直主张的回归“长时段”的思维相关。你能进一步谈谈为什么把“长时段”的方法引入“内战”研究吗？
阿米蒂奇：我猜你大概指的是《历史学宣言》中的一些论证，它已经是几年前的著作了。它更像是我在从事“内战”研究这项实践背后的理论支点。
在我完成“内战”研究之前，我和乔·古尔迪合作的这本《历史学宣言》中就有“长历史”的方法，得以支持我“内战”研究这项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本书是紧密相连的。我尤其强烈地感受到，“内战”的观念是罗马人在两千年前创造出来的，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所以去讲述这段历史唯一负责任的方式，就是要涵盖整整两千年的时段。写这本书花了我十年时间，其间也面临很大挑战。但我认为最核心的就是要涵盖足够长的时段，展示这个名词在论辩中各种各样不同的用法。当然，并不是每个历史主题都需要这样处理，但关于“内战”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新京报：你在《历史学宣言》中也呼吁历史学家在公共领域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现状却是，你在讲座中也提到，公共政策的制订已经很少参考历史学家的意见了。
阿米蒂奇：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否也是类似的情况。在美国或者英国，确实很少历史学家在公共政策方面被咨询或征求意见，他们更多参考的是律师、经济学家或者是科学家的意见。可并不是一直如此。如果你往前追溯到20世纪初，会发现至少在英美这两个国家，历史学和政治治理（politicalgovernance）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这也意味着，这种联结其实是在20世纪某个时刻被打破了。即便现在我们无法恢复到，像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们那样可以用他们的理念、分析和知识，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那么至少现在的历史学者可以做点什么让公众了解到历史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