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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让我在读书和快手直播之间做出一个选择？那当然是直播。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不喜欢上学了……如果我会（擅长）学习，我会选择上学，但我是班上成绩的倒数……另外，快手上来钱快……并且直播相当简单，我学了一个下午就会了，比学数学简单多了。谢谢快手，给了我一个生活方向！”
李兵阳是山东邹平紫园中学的学生，2018年6月，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跟他访谈时，他一边摆弄着藏在课桌下的手机，一边抱怨着因为每天要上学使他无法投入更多的时间经营自己的快手直播事业。在访谈中，他和他的同学多次提及“社会人”这个词，这是2018年年初以来十分流行的网络语词。李兵阳说，“我愿意像徐川那样。他是一个‘社会人’，是我们班玩快手赚钱最多的人……有人说我是个社会人？我不是社会人吧，其实他们都想当社会人，当个社会人挺好的。”
根据中国教育部最近一次公布的数据，中国初中阶段辍学率为2.62%。但有研究发现，在农村地区，存在着大量像李兵阳一样身体在学校但已经在精神上脱离学习的“隐形辍学者”，如果将他们纳入统计，真实的辍学比例应该在14.2%到63%之间。
在当前的教育政策下，相对于城市学生，农村学生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有限，农村学校破败，教师准备不足，教材缺乏趣味性，学校管理效率低下，地方政府参与和支持不足。于是，一些农村学生（比如李兵阳）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教育获得社会的向上流动，他们试图通过其他途径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选择在快手上做一个“网红”（或者是“社会人”）成为一条看上去切实可行的路径。
作为中国第四大社交平台，快手以直播吃饭等记录普通人生活的视频为大众所知。据公开报道中的数据，超四成的快手用户来自地级市及以下的城市和乡村，且用户年龄、学历及收入均较低。因此，主流话语很容易把他们想象成“低素质”的农民或农民工，许多官方报道和网络评论也用“低俗”一词来指责快手兜售低俗下流的内容。
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我们感兴趣是：李兵阳更想成为的“社会人”是什么样的？以快手为代表的“社会人”文化将如何帮助他克服贫困和较差的教育带来的社会经济劣势？最后，快手作为成为社会人的重要路径与他的个人理想有什么关系？
为此我们与36名14至16岁的紫园中学的学生进行了对话，以了解他们如何看待农村教育与互联网。
“枯燥的”学校生活和想当“网红”的学生
邹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长期对美国学者开放的考察点，任柯安(Andrew Kipnis)等著名教育学者曾在该地区进行研究。紫园中学建立于上世纪60年代，是一所仅提供7-9年级教育的乡村初级中学。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时，大约有1200名学生在该校就读，绝大多数是农村户口。学校总共有18个班级，80多名教师和职工。
紫园中学的教学水平在邹平市处于中等水平，但近年来，该校考试成绩迅速下降。老师们将这种退步归咎于学生的手机成瘾。笔者认为，这是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导致了他们的分数下降：这所中学的孩子们的父母多数都在工厂工作做艰苦的劳动，或耕种土地以维持生计，无力辅导孩子的学业或监管他们的手机使用；与之相对的是，富裕家庭通常利用他们的社会经济资本将孩子送到县城里更好的学校，或是监管孩子们的手机使用。
在采访中，学生对学校生活的描述是“无聊”、“枯燥”和“作业多”。产生倦怠的部分原因是教育系统主要以考试为导向，大量的笔记抄写，以及看上去无休止的模拟考试（月考），导致了沉闷的学习环境。通用教材的编写主要基于城市生活，与农村没什么关系。学生别无选择，只能机械地学习这些内容。例如，八年级的语文教科书要求学生写一篇关于他们周末参观科技馆的作文，但农村学生鲜少有这样的经历。
更让学生们反感的是学校禁止使用移动科技，尤其是手机。农村青年向往城市生活，不满于传统农村的差序格局。这使他们他们倾向于挑战权威，追求个人独立和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长期以来，农村青年一直被污名化，与城市青年相比，他们展示的文化被视为落后、庸俗和土气。在这样的环境下，移动科技尤其是手机为农村青年提供了便捷的通讯能力和展示自我的机会，这很好地规避了父母和学校教师的监督。毫无疑问的是，移动信息技术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农村青年的日常生活中。随着手机将农村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农村的青少年体会到了美国学者沃利斯（Cara Wallis）所说的“虚拟流动性”。
然而，由于担心手机会分散注意力，影响中考成绩，紫园中学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入课堂。田野的第一天，笔者就注意到教学楼入口处设有类似于机场安检设备的金属探测器，学生早上上学或者外出返校后需要接受检查。
有意思的是，紫园中学曾经对校园内使用手机持开放态度。2017年，当地教育局呼吁教育机构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紫园中学就鼓励学生用智能手机阅读教学材料，并积极推进网络安全教育。许多学生为此购买了手机带去学校。
面对学校政策的改变，学生使用了许多方法来规避检查，例如偷偷将手机藏在书本或课桌下，在厕所里偷偷使用或是在宿舍熄灯后盖着毯子看。更有甚者故意违反学校住宿规定而被取消宿舍条件成为走读生，以方便他们放学后在家玩手机。学校周围的商店嗅到了商机，紫园中学周围的商店和餐饮场所甚至可以用每月100元的价格出售手机，这笔费用可以让学生分期付款。
受访的学生对手机的使用描述为“有趣”、“酷”和“新生活”，这与他们“枯燥”的学校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张媛媛说：“比起学校，手机教会了我更多东西。”对很多学生来说，通过互联网成名得到财富的可能性远高于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
这一点或许与成绩有关：紫园中学学生的成绩两极分化情况严重——少数优秀学生要升入邹平的重点高中很容易，但大多数学生认识到自己成绩太差，毕业后摆在自己面前的出路是从事低端工作或上职校。一名女生杨青说：“我以前想当公务员，但是我的成绩太差了，我放弃了。现在，我想成为一个网红。即使我的成绩很糟，我也能有机会成为一名网红。”
毕倩倩认为只有通过互联网获得名气并做互联网生意——比如微商——才能逃避贫困：“你不能依靠传统的干活来赚钱。许多网红和微商以前也是在地里干活的，但是一旦他们取得成功，就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互联网才是正路……”
当笔者问及对网红和教育的看法时，李光磊给我们展示了他在日记中记下的内容：“现在很多人想当网红就是想要多挣些钱，过上城区人那样的好日子，这靠学习就很难实现，快手才给我指明了未来的路。”
未能感受到教育带来的希望，杨青、毕倩倩、李光磊和其他隐形辍学者视直播和快手为实现社会经济向上流动的新场所。我们访谈的36位学生中，26位明确表示他们想成为网红。有学生很实际地表示，他并不奢望成为拥有百万粉丝、日收入过万的大网红，目前的“小目标”是每天赚上几百元，而这对他来说已经是近在眼前可以实现的事情。
学生的冲动主要源自在玩快手时看到其他农村用户靠快手改善了生活。最受学生喜爱的播主大多看上去很普通，大部分未从中学毕业，甚至也并不长得俊美帅气——但他们都享有高收入。快手的氛围不同于其他的直播应用程序，比如抖音及其独特的中产阶级属性。中上阶层的局外人可能会认为这些低学历的没有“真本事”的高收入主播们不值一提，但这些网红仍为底层学生们提供了内部团结的力量。事实上，学生们渴望成为网红，因为这些互联网名人拥有与他们一样的社会经济出身背景，快手为这些底层学生提供了一种文化亲密感。
农村学生向往的“社会人”文化
快手的使用滋生了“反学校”的情绪，对敢于公开批评学校及其老师的人，紫园中学的学生会大喊“社会，社会”、“666”、“牛逼”。在日常对话中，他们常以“大佬”、“牌面儿”或“老铁”互相称呼，并认为那些不是“社会人”的同学是“娘炮”。那么，学生眼中的“社会人”到底是什么？“社会人”与快手又有什么联系？
回到概念本身，日语文化中的“社会人”是指能够承担长期工作和养家的成年人。而在中国，作为青年表达态度的文化产物，“社会人”是一个超越社会规范以积累财富并以获得社会认可为目的的人物象征。不出所料，在中国社会人与往往与犯罪和“黑社会”联系在一起。但在日渐向新自由主义靠拢的当下，当家庭财富影响了教育、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的向上流动，“社会人”通过选择另一条社会阶级上升的路径，批判了不断扩大的收入和阶级差距。快手正提供了这样一种上升途径：就像著名的主播MC天佑（目前已经被封杀）尚未在快手成名时也做过网管，烤过羊肉串——像李兵阳、杨青这样贫穷的农村学生也完全可能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网络主播，并获得极高的名气和收入。
在紫园中学，“社会人”更现实的意义是通过暴力照顾自己的人，其形象是荣誉和耻辱共生于一体的矛盾象征。受访的学生承认，他们喜欢在快手上看社会人主题的视频，也喜欢展示自己有多“社会”，比如选用“社会人滤镜”，增添更阴郁、坚毅的视觉效果。最敢于公开表现蔑视学校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人是这个学校中最“社会”的人，而且最值得他/她的同学的尊重。很显然，紫园中学的隐形辍学生们认为，社会人才能够在一个看似残酷的社会中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