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数千字的论述只能是浮光掠影，意在引起对问题更多更深度思考与追寻。姚余栋 商灏当今国际经济学界对于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已经和将要发挥的作用，有越来越多的深入分析和预估。例如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深植于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将致使中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角色，并很可能引领亚洲，乃至世界进入下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上述观点中提到了“工业革命”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试图就此做些探讨。一工业革命的实质是生产力革命“马克思库恩定律”的基本内容是：科学是沿着“科学进步，科学危机和科学革命”三个阶段交替演进发展的，技术也是有技术进步、技术危机和技术革命三个阶段，生产力发展也是在科技推动下，呈现生产力进步、生产力危机和生产力革命三个阶段。在一个周期内，科学的进步是边际递减的，最终会停下来，进入科学危机阶段，然而随着为解决科学危机所取得的重大科学创新又导致新的科学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库恩科学范式相结合，用库恩的科学范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完善和补充，可以进一步明确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对应关系。如此，得出科学发展的周期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周期，科学的进步推动生产技术进步，促进生产力发展；科学的危机导致技术停滞，带来生产力的停滞；科学革命导致技术革命，产生生产力革命。生产力的增长、停滞和生产力革命也是沿着这样的规律交替发生。马克思库恩经济定律表明收益增加，恒定和递减在同一通用目的技术范式内都是存在的，要想达到长期经济增长，必须有生产力革命，进入新的通用目的技术范式，由此引发投资率波动和可能出现的技术泡沫，经济发展会出现繁荣、停滞、衰退和复苏四个特征。所谓工业革命的实质是生产力革命。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三次工业革命和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都共同具有这个趋势特征。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厂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之前，农耕或畜牧以及小手工作坊创造着社会财富，主导着经济发展，人类多居于乡村、草原或少有的城邦，固守于自己的“塔斯马尼亚岛”上，罗马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中国强大的的汉唐、宋明王朝等，其最终走向衰落，莫不与此有关。虽然英国的金融革命是发生这次工业革命的基本要件，但蒸汽机的发明，加上英国中北部丰富的浅层煤矿和铁矿资源，直接导致英国等许多欧洲国家得以迅速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以增加产品产量，并继而造出坚船利舰，走向远洋。而新航路的不断发现，殖民地的大量建立，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成就了工业革命的辉煌时代。其后，文艺复兴和理性时代（启蒙运动）的重视科学精神，促进了西方科学的大发展，重要发明和发现不断涌现。例如，飞梭、珍妮纺纱机、平版印刷术、螺丝切削机床、科尔尼锅炉、蒸汽机车、电报机、电话、汽车等，都对后世影响深远。这是人类史上对世界的认知力和自身自由度的第一次全面大提高。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力获得广泛应用，是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是新通讯手段的发明。人类由此进入电气时代，并在信息革命、资讯革命中达到对世界的认知力和自身自由度的第二次大提高。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是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它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力和自身自由度的第三次大提高。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智能操作系统、大数据等技术的普及，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可穿戴设备、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业态的迅速发展，是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整个社会都将因此发生质变，整个社会都将变得智能：智能工厂、智能家居。这场变革与人类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力和自身自由度将开始第四次大提高。在开阔人类视野，提高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和自身自由度的同时，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提高，丰富了人类生活品质；改变了社会结构，发展了人类文明；增进了世界融合，加快了人类进化。有实力的国家将争相突破自己的“塔斯马尼亚岛”，并试图主导工业革命的游戏。因为，崛起者将影响未来，并最受其益。二工业革命与西方哲学
考察工业革命与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始终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基于工业文明之上并反作用于工业社会的近代、现代、当代西方哲学，与工业革命的进程密不可分。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并影响了西方哲学的发展，而西方哲学的每一次发展，都同样影响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影响到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工业革命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奠基、质疑与终结的作用，近现代哲学对工业文明有倡导、批判和颠覆的力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人类自古以来就被自然束缚的手，首次获得解放。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优势和对于自身权威的自信心。反映在哲学上，便有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近代哲学的人类中心论和对人类理性无条件尊崇的古典理性主义。但第二次工业革命给近代哲学带来了挑战和质疑。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成为趋势和现实，这对人类生活和思想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最深切的政治、文化、心理等危机，以及“上帝死了”的信仰危机。于是有了叔本华等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他们发现了理性主义的承诺及理性王国的弊端与虚假，并针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展开了猛烈批判，继而引发对于工业文明及其后果的反思。以信息革命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宣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人们说，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时，“上帝死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时，“人也死了”。因为信息革命改变了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根本面貌的同时，也极大地解放了人脑。人脑通过电脑延伸、放大及规范，也造成对人的运动特性的压制以及严重的数字化、标准化，人类面临着自身个体被千篇一律化，被作为生产、消费的符号来对待的危险。技术暴力以普遍性吞食个别性，产生更严重、更激烈的冲突与对抗。于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既触发了终结工业文明而进入后工业（文明）社会的崭新的思想观念，也为人类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结束工业文明生产、消费的行为方式的现实的工具、条件和路径。于是尼采以“重估一切价值”来反对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一切传统哲学。而海德格尔则宣布，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随着尼采和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颠倒的完成，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进入其终结阶段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所谓大数据时代，哲学将发生怎样的变革？大数据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教育、思维等诸多领域以及人类认识、理解世界的方式，作为代表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如何及时对这场数据革命做出全面的回应和批判？如何深入分析大数据对人类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和伦理观将带来的巨大改变？三四大发明与中国哲学有人说，中国的工业革命进程早在宋明时就开始了，只是被元清打断了。工业革命未在中国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喜马拉雅山以及沙漠的阻碍，中国和东亚当时未能融入世界的大交流中。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当时欧洲的中心英国，被视为转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变革。“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中国在工业革命发生前于经济领域遥遥领先欧洲，各项工业产出和自然资源都不逊色，但为何终于没有发生这个重要变革”？历史地看，很多事情看似水到渠成，可实际就是差那么一点，而就这么一点往往是偶然的因素所决定。西方人比中国人重视逻辑思维，真是这样吗？中国人怎么不重视逻辑思维呢？若论智商，人类学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还略高一点。西方人重视逻辑思维，产生了科学，催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人没想到要重视这个，只想着重视精神和道德去了。但回头看，当时中国要经济有经济，要技术有技术，要劳动力有劳动力，怎么就没产生工业革命？另外，中国当时无论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政治环境、政治事件、文化影响上来说都和西方有太多太多不同。以上一切因素决定中国产生不出工业革命，而同样的因素决定工业革命只能在西方产生？工业革命实在是西方文明集中爆发式的产物，主导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因素和构成这种因素的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为西方文明所独有。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工业革命只能发生在西方。工业革命对于西方各个民族有偶然性，可能发生在西方的某个国家和某个地方，但是对于西方以外的地方，则绝无可能性。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里面略微提到中国为什么没有工业革命的问题。因为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把“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个论题扩大一点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关于这个问题，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费孝通《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都有不同论述。他们著名的理论就是欧洲中心论，即欧洲当时在经济发展或经济潜力及社会结构上，都使其比中国更接近工业革命。中国毫无疑问曾经是农耕文明超级大国、农耕文明进化到顶级的国家。但悲剧在于，当西方工业文明敲打中国的国门时，中国人依旧为自己的国度和文化而自信，这种有十足理由的自信是当时谁也无法推翻的，何况当时谁也没有机会、没有眼光彻底洞察世界。当一个国家的发展正处于某类型文明的最高阶段的时候，这个国家会为了适应另外一种类型的文明而做出改变吗？这就是十八世纪的中国，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各方面都已经发展到农耕文明的巅峰时期，巨大的惯性决定了它不会自己改变自己，它已经自我禁锢在“塔斯马尼亚岛”上。（作者姚余栋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人民银行文联主席、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商灏为资深媒体人。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