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北大哲学系举办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头30年中很有影响力、基本做到自由争鸣的学术讨论会，在当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赵修义、张翼星等编著的《守道1957》，是一部有关这次座谈会的重要文献。本书有三个部分，在“1957年中国哲学史会议实录”中，收录当时报刊的会议报道，并首次公开会议主办方的相关原始文件；在“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中，收录1957年出版的同名书籍，汇集了会上的发言和有关文章；在“回顾与反思”中，展示半个世纪后学者们在新的认识高度上，对当年文本的解读，让我们看到参会者的贡献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进步的艰难历程。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配合双百方针热烈开局，随着“反右”斗争戛然收场，此后多少年中再无此等场面。本书关于这段史实的研究是引人入胜的。作者们指出，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批判斯大林的严重问题，在共产主义世界引起强烈震动。苏共执政几十年，一贯强调思想百分之百的纯洁性，以政治运动和大批判解决学术与思想问题。后果是教条主义横行，马克思主义失去活力，封闭僵化，变得十分脆弱。（第564页）为避免出现苏联那样的事态，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在当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教学中，因贯彻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引发强烈质疑，是一个开展争鸣的理想切入点。于是，北大哲学系具体操办了一个双百方针的试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参会人员，有冯友兰、贺麟、金岳霖这些新中国成立前已建立了哲学体系的大家，也有声名显赫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等人，还有一批学养深厚的中青年教师，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会上有不同观点的交锋，气氛还算宽松。配合这次会议，人民日报等多家中央级报刊数月前就发表相关文章，开会期间有专题报道，会后继续发文讨论。因此声势浩大，震动当时学界。
本书对于座谈会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给予积极评价。会议牵涉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面。一属学理层面，即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引出的诸多问题，一属政策层面，坚持双百方针和反对教条主义等问题。日丹诺夫是斯大林时代苏联意识形态主管，他的哲学史定义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学界贯彻多年。根据这个定义，一切哲学体系最终归结为唯物唯心两派，唯物主义绝对好，唯心主义绝对坏，两者分属各个时代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阶级。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会上哲学史专家们对此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关于唯物唯心两派关系问题，贺麟先生用大量确凿历史事实证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非常复杂，不仅不是不共戴天，并且不一定与阶级斗争挂钩，其间存在着相互学习、借鉴、吸收等等现象。从日氏定义看，唯物主义只能继承唯物主义，而不能继承唯心主义。为解决这一问题，冯友兰先生提出“抽象继承法”，以为思想有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前者不能继承，后者是可以继承的，即使是在唯物唯心两派之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拓展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当年的论题如唯心唯物斗争之类，早已淡出中心地位，但在比较宽松环境下，解决起来反倒更为顺利。汪子嵩、周继旨、张翼星、陈村富、梁志学、陈霞、陈卫平、郁振华等先生的文章，有的肯定了贺冯两先生会议期间的理论贡献，如认为“抽象继承法”，从解释学角度看是个创造。有的则总结对这些问题多角度的研究成果，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就连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都不像列宁说得那么斩钉截铁，决非简单粗暴的大批判所能解决的。
至于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其实质是在遵守宪法与法律的前提下，学术和思想是否应该享有不受行政权力干涉的自由，不受教条束缚的自由。座谈会上许多人关注的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实质就是这个问题。老哲学家们政治上真诚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认为，在这个前提之下，在学术领域里，应该允许他们保留原来的唯心主义观点。会上的“思想两栖”说，“书斋里的唯心主义”说，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赵修义先生说：“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这次座谈会上一个最为根本的诉求。”“会议之所以成为一次绝唱，关键就是对这种学术和思想自由的诉求，后来被封杀了。由于从来没有将学术自由当作是一种法定的公民有资格诉求的‘权利’，而仅仅是一种当政者可以‘让’或‘不让’的政策选择，封杀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第567页）
座谈会上无论老一代学者专家，或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教条主义展开了批判。贺麟先生说：“教条主义者并不是小心翼翼，严格遵守经典著作的原文的人，而是对于经典著作加以随意歪曲的人。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教条主义乃是一主观主义，并可以说明教条主义者每每又是应时主义者，他善于看行情，从个人崇拜出发，去揣测领导意图，随意解释教条，并随意在经典著作中去挑选适合自己意见的词句。”（第456页）当今的教条主义者并非书呆子对经典著作的生吞活剥，而是“揣测领导意图，随意解释教条”，此论真是入木三分。作者方昕先生指出，教条主义者“往往利用政治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优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自居，颐指气使，……他们向上兼具专制主义气息。所以当年人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也不能不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专制主义。”（第512页）此见尤为深刻。
本书对于不同参会者也进行了分析。其中关注得最多的是贺麟、冯友兰等老一辈哲学家，分析了他们的心态，介绍了他们的观点，认为他们在会上的理论创造，都是他们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观点的延续和发展。
任继愈先生应该算作一个单独的类型，或这个类型的代表，本书介绍了他的两篇文章，但对他的分析研究，尚感欠缺。任继愈在文章中指出，如果像日丹诺夫所说，哲学史“仅仅是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那就会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留下空白。任先生作为一个1956年入党的新党员，站出来挑战大权威日丹诺夫，事情的严重性他很清楚。但是他坚信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实际出发，通过创造性的探索发展的。他始终坚守这个信念，不迷信权威，进行独立思考，因而在多个领域获得创造性的成果。
对于以关锋为代表的教条维护者，本书的分析评价似乎也不够。他们的文章著作，不顾事实，不讲道理，除了帽子就是棍子，没有一点真理含量，是窒息科学探索的高效蛊毒。但是这种蛊毒当年却大行其道，废掉了真正的学者，毒害了青年学子，把学界变成荒漠。
从这几类人的学术道路看，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可以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成绩。唯独教条主义者一无是处，只好作反面教员。
书名题曰“守道”，读完全书，细绎此名，觉得寓意深远，启人覃思。
（作者为中国哲学、儒学研究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国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