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美国工厂》的热议，中美文化和制度差异可能是最被关注的话题之一，在很多时候甚至都不是“之一”。
曹德旺谈赴美办厂： 美国工会致效率低下，我有权反对。
不如，我们就此说开去。
实际上，在太多场合，也在多语境之下，我们都习惯用文化背景去理解经济差异。比如，一家跨国企业不遵守当地文化背景就无法立足，一个地区如“美国硅谷”“中国义乌”缺少特定文化背景就不能崛起。而更经常被关注的，还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是什么？当人们用这个词之时，意味着这个区域或国家范围内的人们、企业都有相同的、统一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不然称不上是“文化背景”。但是，文化背景是高度抽象的，于是通常人们不得不降低层次，用更具体的制度逻辑去理解行为差异。
在传统的经济学思维中，市场被认为可以消解一切文化的差异，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有需求有交换就可以有市场。诸如制度经济学或行为经济学显然不会同意这一判断。他们相信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会影响一个人、一家企业的选择。
但是，这并非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一地一国的文化背景并非单一的，横向上是多样的，纵向上是多变的，那么当我们谈论的时候，谈论的是哪一种？
美国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对此另有一番看法。无论如何谈“文化”“制度”，其实都无法穷尽人们的经济方式，而那些文化就像是一个工具箱，人们事实上会主动去选择使用、回避或应对哪种文化。
在坊间，马克·格兰诺维特被认为是最懂经济且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社会学家。他关心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经济行为，也关心社会自身的演进。书评君今天摘编他的《社会与经济》一书部分章节内容，虽有些苦涩，但只要去理解，就会明白这位经济社会学家为什么既看重文化的影响，又审慎地使用“文化”。
而为什么我们喜欢谈论“文化背景”？原因之一或许是，它是重要的，它会影响一家企业、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表现，而事实上它之所以是重要的，恰好是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改变的，否则就陷入宿命论。不同经济体之间需要不断的交流意义也在此。
原文作者 | 马克·格兰诺维特
《社会与经济》
作者: （美）马克·格兰诺维特
译者: 王水雄 罗家德
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3月
01
一地、一国“文化背景”，谁的影响大？
在探讨组织和产业“制度逻辑”的文献中，地理空间偶尔会作为这个或那个逻辑所在场所而出现。但是，许多学者如今更进一步把重点放在地理单位上，认为它们才是文化、规范和制度性差异的主要载体，这些差异塑造了经济行动，也影响了该区域内的任何产业。
被说成是规制着经济不同方面的规则复合体，往往与作者认为其适用的条件范围相对应，并由此获得不同名字。
当该范围是某种经济部门、产业或“组织场域”时，这些复合体就被称为“逻辑”；当这种范围是国家时，通常便以国家“文化”来命名其习俗；但同样的论述也能在低于国家层次的地区水平上做出，所以我们也就听到过区域性文化，有时是一国范围内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对立，影响着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
意大利马兰欧尼时装与设计学院。
虽然国家和地区的分析单位不同，但论证是相似的。两个著名的例子是意大利的服装和美国的高科技 （信息技术） 。正是在这里，独具特色的低于国家层次或地区层次的产业文化观点被提了出来。
对意大利来说，强调的是“第三个意大利” （既不是北意大利，也不是南意大利） 的独特文化和组织能力；而在美国，强调的则是硅谷与128号公路 （马萨诸塞州） 相对的高科技复合体。
地区层次的模式之“硅谷”。图为电视剧《硅谷》（ Silicon Valley Season 2014）第一季画面。
这其中两个相对更为成功的地区文化故事是，相互依存的小公司的网络为创新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也节省了机构内部研发所需的大量沉没成本：广泛的分包允许将成本外化给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设计者和生产者，而区域内忠诚和信任的网络则中和了商业机密被出卖的风险。
地区层次的模式之“义乌”。20世纪末高速兴起的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
但是这样的叙述并不能解释如何以及为何不同地区的文化会有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持久性如何。关于这种持久性，地区文化分析往往不像国家层面的分析那样执着坚定。
许多学者指出，国家作为整体有着独特的文化，它们强烈地影响着经济行为和制度。如果“文化”的不同有此等功效，那么我们就该将我们对规则和其他心智结构的讨论推向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
在这个更高层次上，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关注超越于特定个体规则之上的、有一系列此类观念的复杂集合体——我们将其表述为国家“文化”的、一定程度上是凝聚在一起的思想集合体。
经济理论并没有明确地为文化差异腾出作用空间，而是预测：只要是在一个允许市场可以不受阻碍地发挥作用的社会，只要给定这样的经济条件，就会有同样的结果。
纪录片《大企业》（The Corporation 2003）画面。
例如，在研究公司治理之类的经济实践时，人们就会看到这种观点。尽管一些分析人士预计，由于“路径依赖” （其中一部分是由文化决定的） ，经验上能观察到的差异会持续存在；其他分析者则认为，这种差异将会消失，因为市场原则将收敛于一种最优的形式，这是文化差异所无法改变的。
有趣的是，收敛论者对“不同、连贯和强大的文化决定结果”的敌意，被社会学分析者所共享，尽管原因各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