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当前上海正在积极谋划“十四五”规划前期思路研究。上海城市未来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是继续做一个靠移植国内外存量资源为主的平台型城市，还是做一个靠注重内生动力培养为主的创新型城市，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平台型城市的发展动力是否必然弱于创新型城市？面对这样的战略问题，上海必须给出自己的清晰答案。《城市经济的崛起与衰落》这部著作，对于上海回答好上述问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启示与借鉴。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组织研究力量,仔细分析了该著作中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翔实资料与经验教训总结，结合上海城市的实际状况、功能定位与未来发展目标，对上海新一轮发展的相关重大战略选择问题进行了思考研究，希望为上海“十四五”规划提供一定的思路支持。今天刊发报告的第二部分，讨论上海可以向旧金山和洛杉矶学什么？
1.上海要深刻理解“科技创新功能”在综合性城市功能中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曾经的科技发展高地，洛杉矶今天依然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它仍是当今名列前茅的全球文化创意中心、贸易中心与航运中心，仍是全球经济总量名列前茅的大都市区域。但是，如此的光环并不能掩盖其发展的深层次隐忧。洛杉矶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从较长时间视角来看，一个国际化综合性的大城市，哪怕是已经属于高能级发展俱乐部的城市，如果对科技创新不太重视，或者对创新的呵护与投入没有与时俱进，都会严重影响城市自身发展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与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一脉相承，既是继承，也是发展。可以说，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科技创新都是发展的最中坚、最持久力量，怎么强调和重视都不为过。
无独有偶，前文提到的《纽约时报》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也深刻地指出：从过往的历史中，纽约能学到些什么呢？教训之一是要保持科技活力，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古代中国繁荣的原因之一，是采取促进经济增长，促进贸易往来的政策，鼓励技术创新，如铁铧犁、印刷术、纸币等方面的技术革新。
当前上海正在加快“五个中心”建设，从承担国家使命和自身长远发展来说，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经济中心这些重大功能，对上海来说确实非常重要，确实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经营建设。但是，对于科技创新中心在“五个中心”中的地位与作用，全市上下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科技创新不是某些部门或地区的任务，而是全市所有部门、所有区域的重大使命，其他四个中心的功能打造有责任全力支持好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唯有如此，上海才既能够塑造出世界级的综合性城市功能，同时又能够为自身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劲且不竭的动力。
2.上海要更加正确把握和积极拥抱“新经济”
到目前为止，仍有相当多人士认为“并没有所谓的新经济与旧经济之分，传统经济也有新经济的构成，区别只是在于是否拥有高精尖技术、是否占据科技链条的高端”。这样的观点当然有其道理，但是通过梳理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个世界的确存在边界清晰、特点鲜明的“新经济”。
虽然新经济往往和高科技相伴相随，但严格来讲，“新经济”的本质特征不仅是指高科技经济活动本身，而更大程度上是指发展高科技创新经济活动的“新的组织实践方式和组织生态”，甚至包括新的思维方式和态度（前文提到的非正式关系网络、看不见的大学、新型组织实践形式和关系基础架构等都是这个意思）。再高精尖的前沿技术创新，如果延续传统的工业经济组织方法和组织生态来推进，仍还是旧经济，算不上新经济。
对于新经济的本质特征，上海尤其要有深刻、正确的理解与把握。近些年来，上海发展新经济受到了不少诟病，国内新经济的光环城市属于深圳、杭州、北京等城市，上海的新经济真的落后了吗？很多上海人（特别是政府部门人员）很不服气，甚至很委屈，纷纷拿出例证说明上海在高科技领域有如何的重大突破。然而客观地讲，上海发展新经济的确存在明显不足，不是上海不重视高科技发展（相反一直高度重视高科技），不是不鼓励科技创新，而是上海推进科技创新的全社会组织方式与组织生态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有的领域仍在“用旧思维去推动新经济发展”，新经济的发展成效可想而知，甚至有时越用力、效果可能越不好。
上海的这种境遇，在洛杉矶的发展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形。比如，大洛杉矶的橙县，也建立了一种新经济，但它与硅谷或世界上其他主要的IT中心的新经济不是同一回事。作为一个后发者，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它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洛杉矶县的运作方式在70年代的翻版：大规模土地开发与大型企业选址的耦合，在经济体中相对较新的产业分支实行以规模为导向的生产。最终，尽管橙县的战略表面上看是崭新的（与硅谷具有物理相似性），但实际上仍然是南加州20世纪中叶的传统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发展新经济的组织方式和组织生态出了问题，全社会每个主体其实都有一份责任。无论是政府部门、企业、企业家，还是创新群体、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还是中介机构、社会组织乃至社区等主体，都或多或少地没有摆脱传统观念与习惯做法，都或多或少存在不适应、不匹配的状况。因此，在新一轮的新经济发展中，上海的全社会各主体都应该按照新经济的本质特征标准，积极调整自身的观念、态度、职能与行为，最终使所有主体都能够“从内心深处积极真诚地拥抱新经济”，相信未来上海全市很多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也都在其中。
3、上海要深度审视并处理好“移植平台型”与“内生创新型”两种发展逻辑之间的关系
从洛杉矶和旧金山40多年的发展轨迹来看，洛杉矶越来越发展成了一个以平台型为主的城市——国际贸易与航运中心、国际文化娱乐中心、国际著名科教中心等，整个都市区域链接着全球资源，跑的也是全球流量。但是我们看到，即使拥有如此强大的城市功能和如此高的城市能级，洛杉矶的整体发展动力的确输给了靠强劲内生动力为主的旧金山，这一点应该引起上海的高度重视与反思。
其实，无论就地理区位和历史基础而言，还是从在全国整体格局中的功能与地位来看，正在向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目标进发的上海，的确是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与影响力的超级平台。多种要素市场的在沪设立、众多国内外大企业机构的在沪布局，大量人才来沪工作生活，以上海为枢纽的紧密国内外联系等，都是上海这一超级平台魅力的充分体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年来上海形成了一种非常具有特色的“移植平台型”城市运作逻辑。这种逻辑具体是指，由于自身具有较高的能级和吸引力，整个城市比较注重把国内外的各种巨头企业和机构（尤其是企业总部）移植到上海城市平台上来（社会通俗说法是“挪大树”），而为了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上海又必须把自己的城市平台打造得更精致、更有序、更规范、更有魅力，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促动和加强的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运作逻辑在前期发展阶段具有较好的溢出效应和带动效应：各种移植来的优质资源及其运作模式，对上海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发展形成了较好的示范与促进作用，同时移植来的企业机构巨头也需要上下游配套，也为上海的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大机会。可以说，在“5个中心”（最初是“4个中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定位之下，多年来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红红火火的发展正是得益于这种“移植平台型”运作逻辑。
但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现代科技与产业的日新月异变化，就像洛杉矶已开始逐渐跟不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步伐一样，“移植平台型”运作逻辑对上海发展的制约作用也逐渐明显：
一是重视移植巨头企业，相对忽视对中小企业的吸引，不利于上海创新创业新动能的打造。鉴于企业巨头在税收、GDP、带动能力等各个方面的优势，其在招商引资中必然会成为最重要的选择，加之上海物理空间比较有限且寸土寸金，中小型企业更是难以被纳入重点与积极服务的范围，甚至其生存空间都相对变小。在当今新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小企业才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与生力军，正是由于缺乏众多活力十足的中小科创企业的支撑，比较其他先进城市而言，上海的经济发展动能切实面临较大挑战。
可以说，在移植平台型发展逻辑之下，上海的经济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大狗经济”：从国内外移植来的巨头企业就是大狗，他们都是已被事实证明了的成熟且成功的大狗，尽管块头巨大、实力强大，但是在挤占小狗企业发展空间的同时，其长远的发展后劲却已相对不足。套用证券市场的说法则是，落户上海的企业“绩优股”很多，但有着巨大增长潜力与后劲的“潜力股”却相对缺乏。
二是过于重视移植，相对忽视自身培养培育，不利于上海强劲内生动力的塑造。近年来外界一直诟病上海缺少自己本土培育的巨无霸企业和著名企业家，这的确是上海发展中的一大短板。很难想象一个缺少众多本土创业型著名企业和企业家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会不会魅力十足、光彩照人。导致这一情形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上海的“移植平台型”运作逻辑比较重视移植外来成熟巨头企业，相对忽视培养自己的龙头企业，有利于本土巨人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起来的环境、土壤和空间还存在较大不足。在某种意义上，“移植平台型”逻辑的展开越充分，对这种内生创新型模式的冲击就越大，这两种逻辑的指向与要求存在明显的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之处。
可以说，当前阶段上海发展最大的困惑就在于“移植平台型”与“内生创新型”两种逻辑的纠缠。面对这种深层次的困惑，根据洛杉矶和旧金山的经验教训启示，结合上海在全国整体发展格局中的功能定位，上海未来的出路一定是“国际平台+内生创新”两种逻辑的更高效率、更高融合水平的组合配置。这就要求上海在未来发展中一定要有创新性思维，在积极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源的同时，也为上海培养内生动力留有足够空间和足够的制度支撑。建议在部分领域和空间范围内，上海要有“特区和试验田”思维，不采用全市整齐划一的运作模式与考核方式，比如郊区和中心城区的发展思路和逻辑就应该有重大不同（现在的郊区尤其是近郊区的发展都在各个方面向中心城区看齐，郊区越来越像中心城区）。这样，上海就能够在更高层级上处理好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既打造更优秀的、具有强大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平台型城市，又能够塑造出具有强劲内生发展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努力实现好中央对上海“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重大定位。
（作者李显波系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特此说明：文中所有关于洛杉矶和旧金山的资料和分析都引自于《城市经济的崛起与衰落》，特别向作者和中文译者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