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一份最新报告显示，重庆目前是全世界最受摄像头监控的城市，摄像头覆盖人均密度大幅领先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一线城市。
受访重庆专家和民众普遍肯定摄像头对维护公共场所治安的必要性，也认为这些摄像头并未对个人生活造成困扰。
但也有专家警告，广泛使用摄像头可能导致管理部门的慵政懒政，并以机械化管理方式应对治安问题。摄像头走入学府和工作场所，也可能损害公众免于恐惧的权利。人们言行上一旦变得谨小慎微，将有碍创新力的释放。
美国官方10月初首次对华打出“人权牌”，宣布制裁28家在新疆打压少数民族的中国机构与科技企业，其中包括视频监控企业龙头海康威视和大华技术，让舆论再次聚焦中国境内使用摄像头的现况。
今年8月，英国科技网站Comparitech发布针对全球120个城市的调查则发现，城市人口逾1535万的重庆，受近258万个摄像头监控，即每1000人就有约168个摄像头，人均密度位列榜首。
中国电眼持续增加 明年料每两人“共享”一个根据这项调查，中国是全球最受监视的国家，目前约有2亿台电眼遍布全国。这个数目还会继续增加，预计明年总数将达约6亿2600万台，意味着中国的人口与电眼比例将变成每两人就有一台。
在摄像头人均密度榜上，中国城市占了前10名的八席，其中深圳、上海、广州和北京分别排名第二、第三、第八和第九。数量上最多的则是上海，有逾298万个摄像头，密度是每1000人有约113个摄像头。
至于新疆，其首府乌鲁木齐榜上仅排第14，人口350万有逾4万3000个摄像头，即每1000人约12个摄像头，无论是摄像头数量，还是人均密度都远低于重庆。
据记者观察，重庆主城区马路街道上处处遍布公安和交通部门的摄像头，大多安装在路杆及灯柱上，颇为显眼。每根路杆灯柱上的摄像头数量少则一两个，多则五六个，设计款式林林总总。
例如，在重庆地标解放碑，据记者点算，连接民族路与民权路、长逾半公里的解放碑步行街上，有至少74个摄像头。其中，在步行街一端、民权路和中华路范围不大的T字路口，就有多达16个摄像头。
重庆街上遍布摄像头，据悉可追溯至中共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政时期。
据《环球时报》2011年3月报道，重庆当时计划斥资26亿美元（逾35亿新元），设置由50万台监视器组成的安全系统，使之成为世界最大的安全系统之一。
报道引述时任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称，该安全系统将是美国911事件后，全球最大的新安全网网络。重庆公安发言人当时也透露，重庆将在2012年以前架设超过50万台监视器，主要用于预防犯罪、紧急控管和救援行动；目前重庆近258万个摄像头，已是2012年数量的逾五倍。
该系统据报也让2010年在乌鲁木齐设置的安全监视系统显得相形见绌。乌鲁木齐2009年7月发生大规模暴力骚乱，当地之后装设4万台监视器。
受访重庆市民普遍肯定摄像头对改善公共治安和交通秩序的贡献。这让交警能快速发现驾驶者违规行为并做出惩处，从而有效遏制超速、逆向行驶、弯道超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减少交通事故。同时，摄像头让行人守法过马路；搭乘公共交通的乘客也能快速寻回遗失物。
一名不愿具名的重庆市民告诉《联合早报》，中国幅员辽阔，安装多一些摄像头不是坏事，没有技术支撑单凭公安难以有效执法，何况摄像头仅限公共空间，并未安装在民众的私人空间。
一名30多岁的陈姓重庆市民则说：“公共场所特别是晚上，安全隐患或多或少还是存在。有了摄像头以后，从公安和市民的角度，（安全上）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一名蒲姓年长者说：“我觉得（多安装摄像头）挺好的。如果你丢了什么东西，谁偷了你的东西，抢了你的东西，甚至是孩子被偷……通过它还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别的负面的，我还没感到什么不好。”
另一名不愿具名的重庆市民则称，他个人感觉重庆近年治安比以前好。“尤其是（现任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来了以后，包括我所认识的很多企业家，事实上对于安全感，包括对社会的信心应该是越来越强。”
他认为，政府装摄像头旨在社会稳定，提高公众安全感，自己与周遭朋友都不认为监控设备侵犯他们的隐私。
在渝新加坡人：未感隐私受侵犯有在渝新加坡人受访时也称，并未感到个人隐私受到侵犯。“我觉得不是坏事。重庆以前‘打黑’打得很厉害……如果是当时候装了那么多（摄像头）的话，那是情有可原的。整个地方安全一点。”
一名不愿具名的重庆官方人士受访时则承诺，重庆安装大批摄像头是在依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进行，旨在保障公共安全，提高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程度。“不管是中国国内还是我们重庆，这些年加强（摄像头的装置），就像英国伦敦街头到处都有CCTV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民生工程。”
该人士并分析，摄像头数量多寡可能牵涉技术，以及摄像头性能的问题，包括每个摄像头可以看到多大范围、工作效率、数据整合、能力程度等。
尽管摄像头改善了重庆当地的治安秩序，但也有消息人士告诉《联合早报》，摄像头目前已走入重庆的学校、教室、办公室。有的大学教室里至少有四五个，甚至多达七八个监视器。他认为，此举加大了部分民众的恐惧感。
不过，也有受访重庆学者及官员称工作不受摄像头影响。一名官员说：“出去办事，到银行，或你到哪个单位去，比如前台出于安全考虑都会有一些摄像头。你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不会太在意这个事情。”
分析：摄像头走入教室或影响知识创新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蒲勇健受访时说，这对一般人而言不会造成太大问题，毕竟在公共场合言行不能太出格。
他说：“反正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就算没有监控，也会自我把控所言所行。”
另一名学者则说，摄像头仅影响极少数老师，绝大多数老师不必为此感到害怕，原因是他们都非常讲究规则，且有基本操守。
“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我们（老师）肯定有底线，不能说不应该说的事情。”
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受访时也肯定监控的必要性，但提醒当局一定要注意法律边界，以及法对人权的基本保障，同时尊重人对免于恐惧的公共诉求。
他认为，教育本身最需要知识的创新，摄像头走入教室可能导致师生说话过于小心谨慎，有碍知识的创新。摄像头普及也可能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言行上相互多有防范，甚至采取少说少错、少做少错的处世之道。
谭刚强强调：“技术的进步是以促进社会活力为中心。我们管理的目标（其实）不是管死，而是管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