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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英君: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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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美国国家对外战略中,“民主制度输出战略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它的本质就是美国以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等软实力为支撑,以国家政治诉求为先导,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而建构的一套追求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思想。美国通过武力、新媒体和更加隐蔽的手段到处兜售美式民主的做法已经激起许多国家的反感和抵制,其“民主”的推行面临着众多现实困境。中国应该认清该战略对于我国的危害,深刻了解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内在逻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营养、展现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传播中国价值观,大力提升国家软实力。

  关键词:美国民主;民主制度输出;“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的国际战略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民主制度输出”进行。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将“推进民主”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小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尤其重视这项对外战略的政治实践,之后被奥巴马承袭。然而,这种单方面、强力推行政治价值观的行为,引起了诸多国家的反感,遭到了多国人民的反对。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公开宣称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基于对海外的民主输出,但他上任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我们应如何理解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战略?本文试图对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内容、特征和本质进行分析,从而正确认识和把握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实质,这对于我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高我们党处理国际事务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民主制度输出”战略主要是指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本国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左右他国政治发展,力图在全世界推行西式民主制度。

  1.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现实脉络

  冷战期间,美国推进民主是为了争夺“中间地带”,对苏联、东欧等实施“和平演变”,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斗争烙印。1994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确定把“推进民主、维护安全、扩展经济”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由此美国正式将推进“民主”作为谋取世界霸权的重要手段。在“9·11”事件后,美国更是积极推动中东民主改造进程,煽动和支持“颜色革命”,同时借助盟国的力量推进民主,把扩展民主作为外交事务的中心任务,并开始鼓动“自由国家”团结一致推进全球“自由进程”。如以巩固所谓“民主国家共同体”为由,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极力修复因伊战而疏远的美欧关系,并以强硬态度对待与之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继续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采取合作与遏制并举的策略。前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着重强调,“美国民主是美国民族信念和精神的体现,是美国永恒的力量。把美国民主推向全世界的美国梦,仍然放着光芒,仍然是美国的不懈追求”(1)。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奥巴马政府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力求借助盟国的力量完成向世界推广美国民主的使命。比如,无端干涉亚洲内部事务,利用亚洲国家间存在的领土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挑拨它们之间的关系等。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继续将全世界的“美国化”作为根本战略,还利用“民主”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积极推行霸权政治。奥巴马连任之后比第一任期更加积极地推动“民主输出战略”。一方面,任用了对民主人权事务更为上心的国务卿克里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缓解也让美国重新找回了信心,隶属于美国数量庞大的非政府组织再一次活跃起来。根据美国2013财年预算,美国在全球多数地区的“民主投入”都有显著提升,尤其是在亚太地区,投入相比2012财年同比增长25%,这足以让“自由之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开辟更多的项目(2)。

  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的过程中曾经一度通过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有关对外政策的竞选演说中他曾明确表示,美国在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及叙利亚的路线都犯了错误,每一个行动都使该地区陷入混乱,并给予了ISIS所需要的生长和繁盛空间。而这些错误都源于一种危险的想法,即美国可以使没有西方民主经验或者对西方民主不感兴趣的国家变成西方民主国家(3)。然而,在特朗普正式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他不仅没有放弃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战略,反而力图通过军事膨胀来加强其在海外的国家建构(4)。显然,“民主制度输出”仍是美国现今追求的目标。

  2.“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动因

  “民主制度输出”体现了美国政府对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笃信。冷战结束后,有学者总结分析了冷战的经验和教训,并提出了“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论”认为,由于民主国家间不易爆发冲突和战争、或是推翻现政权的革命或政变,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民主化程度越高,就越趋向于和平,也就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社会制度以及全球利益都更有保证。基于这样的理论,美国更应该致力于推动世界民主化运动,领导世界民主化趋势(5)。弗朗西斯·福山也曾乐观地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在自由民主阶段,人类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就此终结。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高级助理、后来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助理国务卿的莫顿·霍尔珀林认为,“美国应该在世界迈向民主的进程中担当起领导角色,民主政府更爱好和平,很少发动战争或者引发暴力。那些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不可能与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进行战争,也更愿意支持对武器贸易的限制,鼓励和平解决纠纷,促进自由贸易。这样,当一个民族试图举行自由选举和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时,美国和国际社会不仅应该帮助,而且应该保证这一结果”(6)。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提出:“民主的传播有助于解决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其他问题,民主国家不会侵犯人权,不会攻击邻邦,不会采取限制性的贸易政策,不会从事恐怖主义或者不会制造难民。”(7)“民主和平论”和“历史终结论”作为冷战后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理论依据,不仅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而且为宣扬美国国家价值观提供了新的逻辑前提。

  美国进行“民主制度输出”的另一个现实动因是以民主为旗帜,推行新干涉主义。美国极力宣扬民主的“普世”意义,意在利用人们对“普世”这一概念的模糊性认知,实现其所谓“民主理念”的传播。通过强调民主的“普世性”,美国力图推进人民对“民主”这一概念的广泛性认知,最大限度地减少所谓非民主国家人们对其推行的民主在价值认同上的障碍,以便其在逻辑上“合情、合理”地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顺理成章地肢解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本国政治文化的认同,从而对这些国家植入美式民主理念,让全世界都忠诚、信奉、认同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而实现其“美国梦”。例如,美国总是以“人道主义干涉”或“新干涉主义”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政权。还曾以打击恐怖主义和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旗号,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都留下了美国借用“民主”推行其霸权行动的劣迹。除了武力之外,美国时常还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以民主、人权为压力,力图将中亚国家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弱化乃至抵消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在中东,美国通过石油经济政策的威逼与利诱,对中东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造,期望利用石油经济的主动权塑造政治上亲美、经济上附美、文化上信美的民主政权,进而削弱该地区的反美武装和伊斯兰极端势力,这样不但可以获得稳定的石油来源,而且还能制约依赖中东能源的其他竞争对手,扩大美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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