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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优势，通过市场机制、国家战略、现代传播手段、教育交流等方式对中国进行文化输出，试图在传播西方自由民主、宗教信仰、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实现对我国文化自信的打压和颠覆。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在全球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今天，西方国家不断加大文化输出的力度，并把文化扩张的重点转向中国，致使中国的理论、道路、制度、文化自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消除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不良影响，降低西方文化输出对我国文化自信的冲击，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自信，是当前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认真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文就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产品输出、教育活动交流、互联网文化传播等途径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进行文化输出和思想渗透，企图推销西方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促使非西方国家不断“西化”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树立国民文化自信有所裨益。
一、西方文化输出的策略分析在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只是一种市场行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绝非简单的交易，也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构建了多元立体的输出策略。西方文化输出策略大致有以下几种。
1.借助市场机制实现文化价值扩张
市场机制不仅是实现资本扩张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文化输出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不仅适应于经济领域，而且也蔓延至文化领域。对此，马克思早有断言：随着资本的发展，“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2]。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而且深刻影响了文化格局。在资本全球扩张的助力下，西方国家占据了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的六成以上，这也就奠定了其在全球文化输出中的中心地位。西方对中国的文化输出优势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文化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主要体现在图书版权、影视、音乐等领域形成的巨大优势。据统计，2016年我国共引进版权17252种，输出版权11133种，进出口比为1.5：1，其中对美国进出口比为4：1，英国8：1、德国3：1、法国7：1、日本6：1。版权的大幅“人超”意味着我国存在严重的文化赤字，也意味着我国在文化领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外来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通过“文化跟着贸易走” 的战略，不断挤占中国文化市场，以实现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
2.依托国家战略渗透“普世价值”
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表面看起来是“无为而治” 的市场行为，实则是“积极有为” 的文化战略扩张。西方国家的文化政策渗透于国家战略之中，国家战略是推动西方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以美国为例，虽然没有文化部和制定专门的对外文化输出政策，但这并不妨碍美国文化承担“选民” 责任和传播“使命” 意志。美国文化输出价值取向明确、价值诉求清晰，普世主义和爱国(美)主义是其一以贯之的“主旋律”。201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强调，“美国必须在国内坚持自身价值观，同时在国外推广普世价值观”，同时还要求“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无独有偶，西方其他国家也竞相效仿，如法国政府通过文化部和外交部制定完善的文化政策，实现国家意志的柔性传播，其中建构了针对中国的“傅雷计划”，资助出版社，培育对法国文化的认同。默克尔政府则先后出台了《新亚洲战略报告》 (2007)、 《对外文化教育政策——赢得伙伴、传播价值、维护利益》(2011)和《安全政策与联邦国防军未来白皮书》(2016)等推广德语和德国文化的策略，其中《新亚洲战略报告》(2007)明确提出推行“价值观外交”，以应对中国对西方民主体制的挑战。
3.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控制信息自由流通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不断推进传播手段的技术变革，帝国主义和文化统治问题在全球范围得到进一步加强。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传播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互联网的根服务器都放置在西方国家，其中1个主根服务器和9个辅根服务器放置于美国，其余3个辅根服务器分别放置在英国、瑞典和日本。在现代网络技术方面，西方国家纷纷强化了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布局，如美国的《国防部网络战略》(2015)、德国《网络安全战略》(2016)、法国《数字化路线图》(2013)、《英国数字化战略》(2017)等均通过推进数字化服务来加强现代传播手段在信息领域的主导权。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等占据了世界互联网公司前五强。推特、谷歌等社交媒体和经营工具按照西方的价值预设和思维方式运行。西方国家从网络自由、信息自由流通中获得了话语的绝对支配地位，“专制”“独裁” “人权” “自由” 等字眼与中国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国的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就认为，美国应该利用互联网传播，联合中国国内的5亿互联网用户和8000万博主来“扳倒中国”[3]，其中2010年“谷歌事件”就是美国对我国网络主权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2014年的香港“占中”事件更离不开西方国家的网络渗透和推波助澜。
4.通过教育交流弱化政治认同
西方发达国家在教育文化交流中处于优势地位，通过对外输出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培养中间阶层和社会精英等方式，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和控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霸权国家，美国很早就开始了通过教育交流的方式实施文化扩张，明确把教育交流作为“对外政策的第四维” 来看待。其中福布莱特教育交流项目合作国家已达160个，参与学者近30万人，可以说该项目营造出了外围的亲美气氛。造就了一批亲美的领导人和舆论制造者。根据美国(2016年门户开放报告》数据显示，2015-2016学年，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地，达到328547人， 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31.5% 。而2014-2015学年，美国在中国留学生数仅12790人，占美围海外留学人数的4.1%[4]。这说明中国同美国在教育交流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在国际教育交流中，英国通过文化教育协会、德国通过歌德学院和法国通过法语联盟等机构积极推动对外教学，在国外建立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基地，保证本国语言“话语主权” 地位，培养亲西方人才。可见，教育交流已经成为培养对西方政治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在不对称的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交锋之下，不少中国留学生的固有认知和思维方式被颠覆，西方国家被认同为现代民主样板，而中国则被打上“极权” 与“专制” 的烙印，“杨舒平现象” 的出现也绝非偶然，是偶然之中的必然。
5.垄断国际文化标准剥夺中国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