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载：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从小与农民有着深厚感情。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还有2.5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国家除用行政力量大力扶贫外，还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我觉得老同志也要行动起来做些事情。在一些老同志建议下，我们组织成立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李先念任名誉会长，项南任会长，林乎加任顾问，我后来任常务副会长。
新京报：基金会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何载：当时扶贫和现在很不一样。最开始基金会筹到钱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当地人没有脱贫的志向。在甘肃定西，常年干旱，吃不上水，我们动员村民搬到有水的地方。但村民说“我爷爷、父亲都住在这里，我不搬，宁肯穷也不搬。”所以，我们提出口号“扶贫先扶志”，把志向端正。
随着扶贫工作深入，沂蒙山区人民提出了强烈要求：“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在这种观点启发下，我和项南等同志就商定在先进地区和滞后地区间组织实行干部交流。经请示、呼吁、奔波、商谈，决定先从苏南和陕南32个县开始，每县派出2人。为了扬长补短，规定江苏干部去陕南任正职书记，陕南干部去江苏任副职。
新京报：也就是说，扶贫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何载：对。扶贫工作我们抓住“牛鼻子”，就是解放干部思想，提高对改革开放的认识。陕南的干部到苏南后，在实践中学习沿海城市先进经验，解放思想。苏南的干部到了陕南，带新思维、新做法，对当地干部是一种震撼。但一个很大缺点是不懂得“等价交换”。后来总结经验，我们推动上海与云南、天津与甘肃、福建与贵州等省市干部交流，互相引进项目，培养干部，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地发展经济，这也为后来对口支援新疆、西藏提供了参考。
新京报：举办扶贫培训班留下了哪些经验？
何载：干部交流激发了劳动模范积极性，江苏吴仁宝、秦振华率先提出“先富帮后富”、“一个地方富了不算富，全民富了才算富”的思想，愿意帮助贫困地区培训干部和人才。
基金会抓住机会，鼓励吴仁宝、秦振华、鲁冠球等劳模，为贫困地区举办培训班。劳模办培训班意义特殊、效果显著，培训针对性强，教学内容切合实际，也加强了劳模对贫困地区的了解和友情。此外，这些劳模还到穷困地区办企业，带去新项目和先进做法，极大刺激了当地经济发展。
新京报：你认为当时扶贫工作有哪些特点？
何载：长期实践中，我总结出扶贫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长期性、系统性，这项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有时代性，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任务，九十年代初期是转变观念，现在我们提倡精准扶贫；三是有社会性，扶贫需要社会力量大力支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我相信，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下，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新京报：回顾过往，你会用哪些话总结？
何载：我这一生，饱尝过胜利的喜悦，也领略过酸甜苦辣。走过的路像一条长河，时而风平浪静，一马平川；时而深山峡谷，惊涛骇浪。但总的来说，我是幸运的，只是我蒙受党和人民哺育得多而贡献得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