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祖父艾思奇诞辰110周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期间专程来到腾冲和顺古镇的艾思奇纪念馆，看展品，听介绍，详细了解艾思奇为党的理论宣传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作出的积极贡献。总书记深情地指出，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样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这就是艾思奇同志给我们的启示。作为艾思奇的后人，听了总书记这样的评价，我心里很激动，切实感到历史没有忘记他，我们党没有忘记他。总书记在我祖父诞辰周年到访艾思奇纪念馆，就是对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贡献的最大肯定、最大褒扬。
我由此想到，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列举了对创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做出开拓性努力的名家大师，在郭沫若、李达两位先生之后，就提到了艾思奇。我祖父是1966年3月去世的，终年56岁，从学术生命上说，算是英年早逝。2016年是他去世50周年。刚好这个时候得到总书记的肯定，我想祖父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欣慰有加。
(二)
艾思奇到底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呢？我父亲李昕东曾经给我讲过，艾思奇很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为暮霭沉沉的旧中国盗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天火”。为他带来最大荣誉的，无疑是他25岁时就出版的《大众哲学》(最初以《哲学讲话》书名出版)。1937年4月还出版了脍炙人口的《哲学与生活》。《大众哲学》一书，深刻阐明了革命与哲学的辩证关系，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河。1935年李公朴在这本书的编者序中写道：“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李公朴认为，艾思奇写这本书在理论体系上是很用了心力的，对新哲学许多问题的解释，比一切其他著作更明确，有许多深化的地方。他说：“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确，正是有艾思奇这样一批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的名家大师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迅速成为当时一代进步青年的思想武器。
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哲学大众化的拓荒者之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艾思奇结下了不了的“哲学情结”。他们尚未谋面之前，就已经有了共鸣。毛泽东同志在阅读《哲学与生活》时，曾在百忙之中摘录了多达十几页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论著，亦不乏与《大众哲学》观点的相通之处，两人在概括认识发展总规律上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也特别注意用历史和现实中的事例来阐明抽象的哲学原理，在《实践论》中解释事物的变化发展时就借用了《大众哲学》中提到的鸡蛋孵化成小鸡的浅显例子。1937年年底，艾思奇到达延安，直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和哲学研究。毛泽东同志1963年指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艾思奇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位先驱者。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为大学出版一套中国自己的教科书，艾思奇承担了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任。这是新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这之前，人们主要学习前苏联为主的西方哲学经典。所以毛泽东同志得知后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哲学教科书。这部教科书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成果。
(三)
主持延安新哲学会，是艾思奇在延安时期的学术标志事件之一。
新哲学会的成立，是与当时毛泽东同志对理论和哲学的浓厚兴趣分不开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环境逐渐稳定下来，毛泽东同志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读书和倡导读书。除马列原著外，他重点阅读研究哲学和军事。随着从国统区来的文化人逐渐增多，毛泽东同志在发奋攻读哲学书籍时，如果条件允许他还经常主动和作者交流自己的阅读体会。这期间就包括研读《哲学与生活》与艾思奇的交流。在延安，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导和带动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潮。1938年和1939年，他曾先后组织过三种形式的哲学讨论小组，分别叫新哲学会、哲学研究会、哲学小组，大体上每周左右讨论一次。
新哲学会是1938年6月在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分别牵头的三个哲学小组基础上，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共18人发起成立起来的。1940年6月召开第一届年会时，新哲学会已经发展到50多人。艾思奇作为新哲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组织起草了通告《新哲学会缘起》，发布在《解放》周刊上，介绍了新哲学会成立的目的、性质和任务。“缘起”指出，若使理论对实践更有指导意义，研究者不仅要结合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发扬本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思想，吸纳国内外最好的理论成果。
参加新哲学会活动的有党政军高级干部、理论文化教育工作者等。该会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编辑了一些哲学教材，并经常举行哲学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艾思奇在这期间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1939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了约37万字的《哲学选辑》，把当时在延安所能见到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内容荟萃一起，便于人们集中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是新哲学会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新哲学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首个试验场。它不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组织，而且对全国的文化理论界来讲，又起着抗日统一战线的作用。受新哲学会影响，在延安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学校都成立了哲学研究小组，对广大干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提高理论素养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样，延安以外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知识分子也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延安新哲学会和不少国统区地方的学术团体建立了联系，互相交换学习资料和研究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一步广泛深入地传播。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延安成为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基地，使各解放区广大党员、干部乃至军队广大指战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四)
艾思奇在普及自然科学特别是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贡献，是一般人不大了解的。
艾思奇两次东渡日本留学，第二次留日考入了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他的本意是学习地质科学，发挥云南的资源优势，以推动实业救国为目标。这期间，他广泛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甚至在同学聚会的喧闹场合仍然手不释卷，其刻苦精神为同学们所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