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普遍心理来讲，人们对于别人的劝说有一种本能上的抵触和提防心理，并且由于经常性地受到别人正面的说服，心理上也会有一种很强的“耐药性”，一般而言，正面的说服很难起到预期的作用。因此，领导者在发挥口才作用说服别人时，应注意运用说服的 “奇道”，以求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具体思路可归纳如下：
以根本之害震之利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条件，是积累人的生存与发展资源的要素，对利的追求不仅是人的最本质最强烈的冲动，而且也是永无止境的，因而贪利是人的本性，贪得无厌也是人很容易陷入的误区。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人在需要的满足和发展资源的积累上又有一定的容量和限度，也就是说，利的增加尽管会增加人的满足感，但这种满足感会渐趋迟钝。同时，对大多数人来说，追求利益还会受理智的制约，一定情况下，还会舍弃某些利益，以维护和获取更为根本的利益。因此，利益机制来说服人，有其普遍的效用，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不一定奏效，此时当反其道而用之，即以害来震之，以达到说服效果。相对于利来讲，人对害的感觉是一种双倍的损失，避害甚于趋利。面对利害的抉择时，理性的人往往会弃利以避害。避害的心理机制说服人，有时会比以利来诱导更有效。如，战国时魏国贤士范雎受人陷害后逃入秦国，他游说秦昭王时运用的就是以害震之的策略。针对当时泰国权臣当政、王位被架空的实际，他由远及近地阐说利害，对昭王说：“……臣前居山东时，闻齐但有孟尝君，不闻有齐王；闻秦但有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不闻有秦王……今穰侯内仗太后之势，外窃大王之威，用兵则诸侯震恐，解甲则列国感恩，广置耳目，布王左右，臣见王之独立于朝，非一日矣。恐千秋万岁之后，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东周列国志》第九十七回)范雎把昭王面临的祸患说得透入骨髓，昭王听得毛骨悚然，从而决然地引范雎为心腹，任其为相。
以隐秘的信息醒之。人都是具有理性的，人们作出的决定尤其是领导者作出的重大决策都是经过反复考虑和多方求证的。作出决定的根据除了意志的强弱和情感的偏好外，关键的就是当时所占有的信息。无论是智谋多么高超的领导者，也只能在现有的信息限量中进行谋划和预测。信息量的大小决定着决策的可行程度和决策的实施效益，信息的改变会自然地引导领导者对决策作出改变。当人们采取某种态度或作出某种决定后，在原有的信息范围内一般很难再说动他。但一旦能够提供他尚未了解而且他认为很可信、很有价值的新信息，即足以改变他作出的决定的综合考量因素，他就会很自然地在新的信息背景下重新考虑自己的决策和行为，从而易于接受对方的建议。领导者在作出决策时，一般都会搜集尽可能多的信息。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难免会出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情况。要劝说一个人，提供对于他来说尚处在隐秘状态的信息，必定会吸引他的注意力，诱导他按照自己的预想作出回应。
另外，对同样的信息，认识的深度不同，也会影响人的态度和决心。此时要有效地说服人，就要有过人的洞察力，向被劝说者揭示信息现象背后的本质。例如，春秋时越国灭掉吴国后，就向楚国借兵，说要攻打晋国。楚国的左使倚相对楚王说：越国虽然战胜了吴国，但自身也死伤惨重、大失元气。它现在向我国借兵攻打晋国，不过是想掩盖国力疲敝的真相。我国不如趁机起兵与它瓜分吴国。楚王大为赞赏，立即起兵攻掠吴国。越王非常恼怒，要派兵击楚。大夫文种说：不行。我们的国力已严重疲敝，无力与楚国交战，不如贿赂它以请和。于是，越国不得不割让露山山阴的土地五百里给楚国。(《韩非子》说林下)可见，运用隐秘的信息以及对信息隐秘成分的解读来说服人，是发挥口才作用的捷径。
以精辟认识化之，精辟认识可视为对万物生成化育机理的认识，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结概括出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这种认识和形成的准则与价值标准反映了当时条件下的认识成果，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和深邃的思想性，能够强烈地震撼人的心灵，易于令人心悦诚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