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恰似一幅宏伟画卷，徐徐展开，深刻而隽永。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闹革命、搞建设、促改革、谋复兴，迎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中，取得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回顾百年党史，不少人都听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石仲泉：陈独秀比李大钊大10岁，可谓老大哥。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1901年就蹲过大狱，之后创办《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不过，陈独秀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要比李大钊晚半年到一年。因而，他对李大钊非常敬重。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先驱者们无论考察西洋还是留学东洋所获得的这个理论、那个方案都不能真正拯救中国出水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改造中国。
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是我们党牺牲最早的主要创始人。他于1889年出生，只比毛泽东大4岁。李大钊那八字胡的造型早已深入人心，但其实他的内心充满青春之火。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述李大钊的金句：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
陈独秀是“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和革命活动家。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因起草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1920年春，他因宣传改造社会而在北京不能住了。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城一直到天津，最后将陈独秀送上开往上海的火车。途中，两人讨论了建立共产党组织问题，即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由来。
对于这段佳话，罗章龙曾作诗赞誉：“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笔名）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还有进步青年称颂：“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
可以说，百年前党的诞生，陈独秀、李大钊起到了别人难以起到的特殊“助产”作用。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为何都没有出席党的一大？
石仲泉：他们两人当时分别是京沪两地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但都因有“公务”没有与会。
那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并在进行某些教育改革，离不开；李大钊因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的一些具体事务，亦不能与会。因而，京沪两地都改派别的代表出席。
陈独秀派去的代表是带着他的四点意见参会的：一是发展和教育党员，二是注重组织纪律，三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四是争取群众夺取政权。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体现了他的这些思想。
陈独秀尽管没有出席会议，但被大会选举为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局的书记。从革命资历、活动能力、社会影响等来看，这个职务非他莫属。后来，由于主客观方面原因，他在大革命危急关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他的悲剧。
没有丝毫教条主义和书生气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青年毛泽东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过怎样的接触？
石仲泉：1918年到1920年，毛泽东同志两到北京、辗转上海，许多新思潮对他有很大冲击。他与李大钊接触甚多，也拜访过陈独秀。经过对种种主义加以比较，最后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谈“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11月，毛泽东开始在长沙建立共产党组织。他是这样自述当年心路的——我在组织共产党的工作中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是“教条主义者”。
石仲泉：对的。毛泽东有一个极大优点，学习马列著作的领悟能力超高，没有丝毫的学理主义、教条主义和书生气，而是把书完全读活了。
毛泽东研究革命问题，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独立思考，不去背书搬本本，不盲目执行指示。在大革命紧要关头的八七会议上，他鲜明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在领导秋收起义队伍攻打长沙不下之际，他毅然决定掉转枪头、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开辟了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在坚持井冈山斗争一年多后，毛泽东又下山转战闽西、赣南创建了当时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并在严酷的反“围剿”战争中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在反思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基础上，我们党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而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于是，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总结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实施正确的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等，使我们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实际核心，在赢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