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刘主任，感谢万马主任的邀请，也是事发突然，没有准备，就拿到这个地方来，律师都是按时间收费的，如果你们这么多律师，耽误了这个时间，等下可能要收费了，我身上没带钱，只有微信可以转账。
我主要是做刑事辩护，原来是做民事诉讼，但是后来，接触刑事辩护之后，就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刑事辩护是救人，为公民的自由，乃至生命去辩护，就是刘主任呢，他经验非常丰富，是老律师，刚刚也听说他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我其实呢案例不是很多，就是我接的案子比较少，但是呢，就是跟各位律师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每一个案件，把它当成一个项目来做，就是把它做好，做深，做透，做精，把它做成一种类型，把它做出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基本上呢，就有一种，能够通过一个案件的辩护，把整个一类案件的辩护弄清楚之后，而且可以为全国的律师争取辩护的市场，比如说，鹦鹉案，以前的鹦鹉案、动物案件没有辩护空间，都是非常重。
但是自从深圳鹦鹉案这个之后，大家意识到法律规定有问题，司法解释规定刑法说到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驯养、繁殖的在内，老百姓用脚趾头思考都觉得有问题，人工驯养的和野生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直接是和刑法的从文本解释就是相冲突的。
所以我们在利用这个案件，做成影响非常大的，前期呢，当然他对抗比较的激烈，但是后期这个案件基本圆满解决之后，最后是实报实销了，原来是判的五年，后来好像是两年还是多少，我印象记不太清了，我写到书上去了。
后来就很好，最高法院就把它评为2018年十大刑事案件，然后深圳就评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四十起大案，当然它的大案都是以前的，最新的案件就是这个深圳鹦鹉案，改革开放前年是多少年来着，79年到2019年，四十周年，四十起大案。
而且呢，最高法院和深圳那边呢，他也中了我的一个“圈套”，就是本来它是叫王鹏涉嫌买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件，但是他就写的深圳鹦鹉案，就是这个名字先是我命名的，这个案件的命名，我们参与一个案件之后，我们通常要给它取一个名字，多想了半天，就是为了这个案件比较恰当。
所以这个案件之后它就开创了一种类案，一种类型案件的辩护，我们可以姑且把它称之为叫，“类案辩护”，所以后来在鹦鹉案、动物案件辩护空间都非常大，都会参照这个案例，都有缓刑的可能性、不起诉的可能性和轻判的可能性。
然后接下来，我又接了江西鹰潭的鹦鹉案，后来是让郑晓静律师全程跟踪，最后是判的缓刑，后来她又接了保定鹦鹉案，当然都是找我然后安排过去的，一审是判十年还是十多年，然后二审发回重审，现在一审出来了，又实报实销改成两年。
然后云南的昆明鹦鹉案，没判，取保了，一去就取保了；南昌鹦鹉案，一去就取保了；金华鹦鹉案，然后我一个学生何智娟来辩护，就是我们接的一种类型的案件。
那我们同行的案件，我也介绍了很多，其中包括昆明就介绍了三个案件，一个是杨名跨，另一个是王万琼的助理肖明静，还有一个是炜衡的，昆明的，叫杨庆，我发了朋友圈，这几个案件也基本上都解决了。
注意没有这样一个影响性案件的辩护，它不会有一个类案辩护的空间，就打开它的一个巨大的辩护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辩护市场，但是由于我们人很少，就我们接的案子是很少，主要是推荐给别人。
大家看韩国电影辩护人，最开始这个人没业务，然后他想办法找到一类业务，房地产，是吧，税务，一下就开创了一种类型的业务，所以，创造一种类型的业务，可能是一个律师事务所、一个律师，可能应当考量的最重要的方向。
正如最近几年，陈瑞华啊等等这些人在推广刑事合规，他们想开创这个业务，因此有很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他们去设计叫做刑事的产品，我还不太接受，但是他们叫产品，我没有研究，最高检报告里面也提到了这种。
但是这种合规呢，说实话，我了解一下之后它主要是一个叫做，就是大企业。因为刑事合规是从美国那些地方他们获得创意，就是比方说，法国的阿尔斯通，后来在美国被肢解。
它就有条件，你要向美国的司法部交巨额的罚金，同时你要做到企业合规，但是小的企业怎么合规啊，对吧，比方说我做了一个建筑老板的一个行贿的案件，我把他的从个人行为改成了单位行为，小企业他不去做一点灰色地带的东西他就没办法生存，或者是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必须依法，是吧，必须依规，不能有任何问题。
我们有大量的刑事插手民事纠纷的情况，人家一方就找到当地的政法委书记，你合规个毛线，怎么合规都没用，因为书记要弄他，所以对小企业来讲，刑事合规的这个业务的开展，我目前不看好。
它只有可能在大企业中间做，但是这个还要研究，旦是它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的律所要开创一种类型辩护的案件，这是我提到这个概念呢，大概叫做类案辩护。
这就是我前两天，前两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提出这么一个，你可以翻我的朋友圈看一看，就是讲到的，刚好这么一个思考，那么深圳鹦鹉案不仅仅是为类案辩护创造了空间，或者是为我们刑辩律师增加了大批的业务，以前动物案件可能他们就认罪认罚，或者是重就重了也没有办法，我们当时的辩护词发到网上，大部分的辩护的类似案件都是抄我们。
我们的辩护思路、我们对证据如何质证，这种类型的案件，通常证据都出现严重的问题，比方说，鉴定人是没有整定资质的；比方说动物的采集它是不符合物证的收集标准，或者它这个物证早就消灭了，所以这种我们整个把辩护的空间、辩护的技术，模版全部打好了，那么进一步，这样的案件，它还成为个案推动法治的一个起点。
因为从中间发现我们的司法解释有问题，所以最后反复提出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找了人大代表，甘肃省律师协会的会长尚伦生，他当年给我们提了一个提案，全国人大代表提案之后就受到了最高法院的重视。
最高院的答复说要进行司法解释的修订，在这之前，我和斯伟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他们专门有一个合宪性的审查组、审查处，我们寄过去之后，他首次就答复，答复斯伟江没答复我，就是作为公民建议。
他们答复认为我们提的是有道理的，督促最高法院修改，也因此就出现了去年12月份最高院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就是重新对它进行一个安排，就是对于野生动物的他要根据它的是否是人工驯养的、是否它的有长期的收买的什么故意啊等等各种的因素，综合考量他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这就有一个轻罪的可能性和出罪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案件，应该是非常典型的个案推动法治的案件，也是我刚刚新想到的一个概念，类案辩护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