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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压力下,经济发展如何走稳?——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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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富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货币政策金融改革。多次作为主要撰稿人参与中财办、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相关部委宏观政策和金融政策的研究。

三重压力下,经济发展如何走稳?——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

“我国需要尽快引导市场预期,调整市场行为以夯实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为此有必要充足发力和提前发力,且更需强调前瞻性。”

经济的良性循环有赖于通过有内在精神的制度体系实现鼓励发现价值、培育价值的‘生产型’资本,抑制纯粹分配价值甚至掠夺价值的‘攫取型’资本。”

“金融监管本质上就是要保证每个参与主体权责利对等,尽可能将外部性内化。”

……

2021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强、韧性足的特征持续显现。2022年,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较弱”的三重压力下,经济发展如何实现“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仍是重中之重。

那么,2022年经济发展的难点何在?面对资本乱象,设置“红绿灯”的监管意图何在?愈演愈烈的全球通胀将走向何方?带着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

2021,经济发展亮点纷呈

记者: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2021年中国经济年报显示,2021年我国GDP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受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难中求成,成绩得来殊为不易。您认为,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亮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道富: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反复、全球通胀压力较大的环境下,我国取得了8.1%的经济增长,远超年初设定的6%以上的增长目标,人均GDP更是达到1.25万美元。具体来看,这一年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亮点纷呈。

一是,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通胀率持续超过历史高点,部分国家甚至引发了金融市场动荡,但我国2021年的通货膨胀始终控制在相对温和的水平。全年CPI仅增长0.9%,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保持与2020年相同的0.8%的水平,PPI在国际输入和供应偏紧的双重压力下仍实现全年增长8.1%。

二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供给冲击环境下,我国产业链保持足够的韧性,产能利用率达到历史高点,工业生产稳步回升,全年出口规模和出口份额均创历史新高。2021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5%,是近年来的最高水平。出口市场份额从2019年的14.6%上升到2021年的17.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0.9%,拉动GDP增长1.7个百分点。

三是,高新技术保持较快的投资和生产。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2.2%,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17.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达到18.2%,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8.6个百分点。新兴业态蓬勃发展,投资信心持续增强,对形成“国民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2021年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8.0%,两年平均增长18.9%,增速延续较高水平。41个大类行业中,有33个行业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同时,利润行业结构趋向改善。

三重压力下,如何“稳”经济

记者: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当前经济仍然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较弱”的三重压力,具体到2022年的经济发展,您认为要在三重压力下实现经济发展“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有哪些难点需要攻克?

陈道富: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如何应对“三重压力”和可能的风险暴露作出了全面部署,特别是全面深刻总结2021年宏观管理和调控过程中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知、宏观调控政策及地方执行等多层面的偏差,针对需求、供给和预期等方面设计了基于长期目标和约束的、注重实际效果的有力、有效、前瞻的七项改革政策。

2022年经济发展的难点之一是如何有效扭转较弱的市场预期。看到问题和困难,有意愿应对和解决,并准备了充分资源(包括机制上的调整)以有能力应对,甚至需要通过达成一定效果,才有可能逐步改变市场预期。

目前来看,可以主要通过以下五方面来“稳”经济。一是从政治高度看待经济稳定问题,落实各方责任,营造确保党的二十大成功召开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氛围。二是在对高质量增长等相关的重大战略和长期问题的认知上正本清源,处理好长期和短期、全局和局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三是必要的政策纠偏,执行上统筹协调,将认知和稳增长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四是积极应对可能的短期风险暴露。五是跨周期和逆周期相结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统筹,应对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问题。

2022年,我国仍将面临“供给冲击”,既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也包括全球产业链调整导致的,还有一些供给短缺因素,这就使得货币政策面临一定时期的“供给约束”。平衡“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要求以结构性政策为主,推动“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我国需要尽快引导市场预期,调整市场行为以夯实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为此有必要充足发力和提前发力,且更需强调前瞻性。

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是2022年经济发展的又一难点。流动性合理充裕需充分考虑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当前我国货币市场的流动性是充裕的,但为了确保2022年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不仅要关注经济下行压力和可能的风险暴露引发的常规流动性冲击,还需特别关注近些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致市场流动性需求和供给机制的结构性变化。

例如,近些年金融管理部门加大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台了大量对市场运行有长远影响的法规。这有利于市场的规范发展,但也推动了市场现有结构的调整。通过“非标”接续流动性的传统做法受到了极大限制,整个市场的流动性供给的灵活性下降。

又如,近些年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和行为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在土地收入大幅下降、土地资金规范管理、坚决遏制地方隐性债务和金融行为规范的背景下,地方流动性供需机制也将发生结构性变化。

总之,结构性改革将引发内在机制和主体行为模式的改变,会给市场带来持续的结构性冲击和调整。央行作为最终流动性的供给者,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需充分预见流动性的结构性变化,更需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创设相应的工具及时应对和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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