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依然要保持信心和决心，我们仍然有足够强的韧性，足够多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去面对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各种挑战和困难。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讯记者杨虹报道日前，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召开季度论坛(2022年中期)，本次论坛主题是“稳字当头的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发表致辞时表示，2022年是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一年，从国际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持续扰动经济修复节奏，地缘政治持续恶化，出口承压不断加强。从国内来看，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对经济造成持续影响，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就业压力凸显。尽管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依然要保持信心和决心，我们仍然有足够强的韧性，足够多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去面对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顺利实现“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良好开局的必由之路。
刘伟分享三点看法：一是坚持以扩大消费为战略基点。当前总体消费率不仅偏低，而且长期存在下降的趋势。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2022年消费或将出现回暖，但受疫情防控和未来收入预期转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仍将乏力，其背后相关联的是居民住房、医疗、养老的负担过重，未来我们仍要把握扩大消费的战略基点，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做好制度安排。从需求角度要从促进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改善资源配置、完善税收制度、完善社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合理调节房价、合理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等多个角度加强制度安排。从供给角度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品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市场交易环境，消除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努力降低交易成本等。
二是坚持以产业转型为主攻方向。当前我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在发生变化，深化产业改革是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可以抓住两个较为突出的产业升级机遇，一是以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二是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导的绿色转型。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据要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正在引领新一轮技术进步，将催生出新的数字经济产业活动，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另外，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的能源结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等将被重构，把握好绿色转型机遇将会带来一场全面、系统、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三是坚持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动能。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创新带动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持续加大，然而我国仍然存在创新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短缺等问题，造成国民经济循环上存在堵点断点，破解上述制约科技发展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一方面是要全面统筹各方的力量，通过市场机制配置优势资源，合理布局各个技术环节，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另一方面是要优化上下游经济结构，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如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让下游企业敢创新、能创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开拓国际国内市场，让上游企业有市场、有收益等。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晓光代表团队发布本年度中期报告。报告展望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必将迎来企稳回升态势。报告对2022年宏观调控的存量政策效果与增量调整空间进行了评估，并在已出台政策基础上提出以下十方面政策建议。
一是科学规划下半年的增长目标和相匹配的政策举措。考虑到二季度经济增速显著回落的影响，建议坚持全年5~5.5%的增长目标并追加相匹配的政策力度，以此确立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定位和发挥预期引导作用。
二是把握新阶段经济复苏带来的信心提振的窗口期，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对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进行中期扩容和工具创新。简单的预调、微调已经不足以应对宏观经济日益面临的内生性下滑风险。
三是高度重视疫情冲击下各类微观市场主体行为模式变化的宏观经济后果，特别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行为的“保守化”倾向将导致传统政策手段及预调微调模式的失效，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并且达到一定的力度。
四是随着中国经济步入疫后复苏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应当从短期救助转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展之上，实现向市场型深度复苏的顺利转换。在快速落实一揽子政策和有效需求提升战略的同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从特殊疫情救助向有效需求刺激转变，从供给侧扶持政策向需求侧扩张政策转变。
五是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应在已出台政策举措基础上，科学组合搭配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着力疏通宏观经济循环堵点。建议扩张财政资金预算安排，集中出台三大针对消费、投资和产业的“规模性”政策方案。
六是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应该充分发挥其面对突发情况的灵活性，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配合，更好地发挥预期引导作用和政策乘数效应。解决政策利率传导和风险分担机制问题，推动贷款利率下行。
七是坚持底线思维，提前建立并及时启用非常规政策工具。面对疫情发展和国际局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不仅要考虑到基准情景下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必须意识到今明两年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形。除了旗帜鲜明地从结构性扩展向总量扩张转变，还需要建立非常规政策储备并根据需要及时使用。
八是各类监管政策要与逆周期政策协调配合，重点在于“市场秩序建设”而非松紧力度的摇摆，从而在防范风险积累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
九是民生政策要托底，提高就业弹性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应对经济下行和民生冲击叠加带来的“双重风险”。
十是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关键在于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落地，推出以形成国内市场大循环为导向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持续释放制度红利，不断巩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不易成果。
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