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14日，全国政协书院举行“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与特质”研讨座谈会暨“周周论学”活动，组织部分委员和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交流，并就如何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等重大理论实践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出席活动。现摘登如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成果和重要意义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
“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曾是学术界关于进入国家或者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文明只能由3300年前殷墟开始算起。但这个标准是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概括而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因。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启另一条研究主线即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大约8000年前后，中国开启文明起源进程。距今6000年到5500年之间，社会分化加速，生产、发展、信仰体系逐渐丰富，社会差别不断强化。距今5100年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距今55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有竞争有交流，共同促进文明发展，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4500年前，通过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交流互动，从西亚地区接受了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等先进的文化因素，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距今4300年至41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到3800年前形成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一整套礼乐制度，形成了王朝气象，并向周围辐射，形成方位广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圈。由此可见，中华文明从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的各区域多元起源、齐头并进，转变为用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
刘斌：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项，良渚遗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作为良渚遗址考古的主持者，我有幸亲历了发现良渚古城遗址的关键节点，并参与了从良渚古城发现到申遗的全过程，深感荣幸。
2006年在良渚葡萄畈遗址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的古河道，考古队沿着发现的线索，做出各种可能的推断，然后去钻探求证，终于在2007年找到了四面城墙。良渚古城是在长江下游第一个发现的城址，也是良渚文化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城址。经过10年的考古发现，良渚古城总的工程量大概有1000多万立方、非常浩大，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大概只有300万立方。良渚古城的规模与建筑特点使考古界和社会各界极为震撼，学界专家评价说“良渚古城的发现，意义堪比殷墟”，这对于整个中国考古、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2019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关怀下，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成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当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的申遗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得全票通过的那一刻，全场沸腾，良渚作为中国长江下游地区5000年的古代文明，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也和古埃及等世界早期文明一样，在距今5000年左右同步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而且给世界文明增加了一个崭新的独特案例，一个东方的文明社会标准。良渚文化虽然没有金属冶炼和文字出现，但良渚古城以其规模巨大的工程量所体现的庞大社会组织，以及精美的玉器和不同等级的墓葬所反映的等级社会等，足以证明其背后的社会形态绝不亚于古埃及。稻作农业和临水而居、水路交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则向世界展示了最早的江南，中国长江流域的文明模式。在当时，良渚文明的很多要素被全国其他文明所吸收，北到西北，南到广东，是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过程。
（作者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何努：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自2002年便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如今已进入工程的第五阶段。20年来，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在探索中原地区国家起源与文明形成方面，获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初步摸清了陶寺遗址作为邦国都城的各个功能区划，成为后世中国历代王朝都城的基本模式。
陶寺文明对于中华精神文明的贡献，表现为“八卦”宇宙观指导都城规划，政治地理五方构成天下观，天文历法成为王权重要的科学软实力，发明最早的汉字用于国家管理等。陶寺文明对中华制度文明的贡献在于都城制度、宫室制度、礼制建筑制度等的集成创新。陶寺文明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在于以相对完整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绳股，指向陶寺都城遗址是文献所载的“尧舜之都”，使“尧舜禹”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陶寺圭尺1.6尺地中刻度，首次表明最早“中国”的概念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陶寺文明考古研究成果，世界文明考古研究理论提供了“中国理论范式”。中华文明的形成仍以国家的诞生为标志，中国最早的国家为“邦国”，即以考古学文化为基本行政范围的、存在阶级对立的以地缘政治为主体的国家。可以说，陶寺文明是中华文明主脉核心形成的起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中原与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研究”课题负责人）
文明的定义、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