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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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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哲学,气傲烟霞,势凌风雨,反思纵横,中得心源,钩深致远,唯变所适。它将中华文明智慧的曙光,照射在哲学史上,使东方智慧之爱,尤为鲜艳灿烂。

  天人与主客

  中华民族是善于思考的民族,是追求爱智的民族,为人类文化贡献了具有非凡才学的智者,有致广大的学术家,尽精微的思想家,极高明的哲学家,道中庸的政治家。如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孙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伟大的哲学思想名家。中国哲学是“为道屡迁”“探赜索隐”的哲学,为世界哲学增添了光彩夺目的《周易》《道德经》《论语》《墨子》《孙子兵法》《四书章句》《传习录》《正蒙注》等一大批经典名著。中国的经典名家都是智能的创造者,智慧的化身。

  哲学作为追根究底的学问,西方哲学通常是从感性存在出发,由表及里上升到理性存在,即以从现象到本质、具体到抽象、形而下到形而上为根底,这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理路。然而,现代西方哲学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主张从当前在场的东西度越到其背后未出场的东西,未在场的与在场的都是现实的东西,而并非是抽象的永恒本质。海德格尔批评以往无根底的形而上学,试图代之以有根的形而上学。他所说的从显现的东西到隐藏的东西的追问,即是从“有”到“无”的度越。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基本上是这种思维路向。

  “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记忆和理论思维,笔者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观点,认为其古典哲学思维是以表意语言和象形文字的特殊的符号媒体,“象性”范畴、“实性”范畴和“虚性”范畴两两复合,构成与西方“爱”与“智”二元分裂异趣,具有象外有言,言内有意,爱外有智,智内有爱的奥妙无穷的和合精神意境。

  自从古希腊有了哲学,它就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各民族。人们总是强烈地感觉到它的存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制约,总是把自己的哲学拿来与其比较,以判定是或不是哲学。在一些对“四书”“五经”一知半解,或面对“经史子集”望洋兴叹的人看来,中国古典文献中,没有“哲学”这个词。无论是从最早的《汉书·艺文志》,还是到晚近的《四库全书》中,都未发现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对等的“元物理学”(metaphysics)著作。因而,黑格尔就断言“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在这里找不到哲学知识”,后来法国解构主义的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亦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他们之所以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是因为东方没有意志的自由,而哲学是“理智的形而上学”,它与自由同在。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会文明历史长河中,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开放的、自由的,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是其是;汉唐儒、道、玄相互论争,既有道教与佛教的互辩互学,又有玄佛的互纳互用,无论是“六家七宗”,抑或佛教各宗派间的自由辩论,都相继不断。宋元明清时,儒释道三教融突和合,既不离不杂,又互批互渗,出现了五彩缤纷、百家齐鸣的自由思想喷发景象,既有规模达千人之多的各种讲论,亦有小规模学术讨论会(如鹅湖之会),各种哲学观点交流、沟通频繁,或“尊德性”,或“道问学”,或“简易”,或“支离”,主体的意志不仅没有得到限制,反而得到自由发挥和智能创新。中华民族爱智的和合生生道体与自由同在。

  在黑格尔等人看来,中国之所以没有哲学,是因为东方人主张自然与精神合一,天人一体,这种直接合一,是主体“作为消极的毁灭的东西,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于是“实体(客体)与个体(主体)就漫无区别了”,一个毫无精神意味的境界(天人合一)就出现了,“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由此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被否定。黑格尔主张真正的哲学是主体既在客体之中,又保持主体自身的特性。其实,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一种奥妙而深邃的精神意味的境界,它建立在主体自由的、普遍的、无限的中国哲学命根上。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朱熹注:“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显然,黑格尔并没有认真体认中国的“天人合一”。春秋时期,子产就已开始将天人二分,即主客不杂。他批评占星家禆灶把天道的运行变化与人事的吉凶祸福相联系,主张“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表现出主体自我人格的觉醒,当人把天作为与主体相对的客体来考察时,也把自己作为与客体相对的主体进行思考。当庄子主张天人一体时,荀子就批评其“蔽于天而不知人”,把主体人沉陷在天(客体)之中。他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认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顺从天(客体)而赞美它,不如主体(人)掌握客体(天)而利用它。盼望天时而等待天(客体)的恩赐,不如人(主体)把握季节的变化,而使天(客体)为人(主体)服务。中国哲学对天与人、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的精微与独到的诠释,是黑格尔及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所未领悟的。譬如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在其名著《哲学史教程》中,用一种非理智的话说:“在中国人中,早期的道德哲学就超出了道德说教……但是这些都远离了自成完整体系的欧洲哲学的路线,因而本教科书无须着手讨论。”这种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执,把西方哲学推致世界上唯一的、普遍的哲学,与此相异的哲学,就没有在其哲学史中讨论的价值和必要。之所以不值得“讨论”,是由于中国、印度等的东方哲学精神“受到特殊束缚”,如受日常需要的限制,或受神话、宗教的控制。换言之,在他们看来,中国哲学长期以天人合一、人伦道德为主导,不可能生成古希腊式的爱智的哲学品格。

  中国哲学界说

  “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天下各国、各民族的哲学虽像五味,大不一样,但美美与共而大同;曲的变化犹如社会的错综复杂,其普遍的共同之处却都和谐协调。追求真知、追求爱智是世界各民族哲学的共性,非为西方哲学所独享。至于什么是哲学,中外哲学家各说其是,是其所是,犹如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然而由于不同时代、民族的哲学家对冲突危机理解的差分,化解的方案亦不同,其把握的概念、范畴也有差别,对哲学的界说也殊异。在西方哲学史上,或可认为哲学是爱智,即一即一切,“存在是不变的一”,人与万物融合为一;或认为哲学是把存在当作独立于人以外的概念来加以追求的学问;或主张哲学是讲人与世界交融合一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学问。就不同的哲学家而言,文德尔班认为“所谓哲学,按照现在习惯的理解,是对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罗素则认为“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他以为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剩余的那一片“无人之域”,即“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就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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