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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名人名言张冠李戴惹人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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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名人名言张冠李戴惹人烦

  专家呼吁强化平台注意义务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

  “我在网上看到过许多挂在我名下的作品,其实都不是我写的。”近日,中国当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其个人公众号上发了篇名为《莫言:这些作品真不是我写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包括《酒色赋》《你若懂我,该有多好》《莫言说》等在内的一些网络热转诗词金句均非其所写。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还收到过《你若懂我,该有多好》被选入某大学教材后出版社寄来的400余元稿费。

  莫言并非被伪名言傍上的第一位名人,近年来,鲁迅、杨绛、张爱玲、白岩松等一大批名人频频“中招”。

  近日,多名专家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伪名人名言”大行其道,其危害不容小觑,应多管齐下,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提高公众法律意识、强化平台注意义务、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伪名人名言”现象的发生。

  虚假语录层出不穷破坏网络传播秩序

  网上那些“伪名人名言”,鲁迅先生“被署名”的尤其多,由此也衍生出了一系列调侃的表情包。“网上95%的名人名言都是瞎掰,包括这句——鲁迅”“如果拿不准一句名言是谁说的,就说是鲁迅说的”……2019年,“鲁迅说过的话”检索系统上线,不少人去验证后大呼:“原来我被骗了这么多年”。

  2013年杨绛先生即将迎来102岁生日之际,《杨绛百岁感言》在网络上被热传,一时间不少人信以为真,杨绛作品版权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问询杨绛本人之后在官微辟谣。2016年,杨绛先生去世之后,同款语录再次热传,不过这次是手写体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时间澄清:不管是文字内容还是笔迹,都不是出自于杨绛。

  资深媒体人白岩松曾表示,网上流传着不少署名为“白岩松”的言论甚至语录,大部分都不是自己说的。他的著作《白说》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话:“我没开微博,也没用微信。只能确定这本书里所有的话,都是我说的。”

  实际上,这也并非莫言第一次打假。此前,对于一些冒名作品他曾多次发微博澄清。但让人无奈的是,这些伪金句、假语录当下仍在一定范围内流传。

  在呼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今天,为何有那么多人如此“慷慨”,将自己的作品署上他人名字?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冯晓青分析说:这个现象从实质来讲,是有人要蹭名人知名度。普通人发表观点、文章很难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度,于是有些人去模仿名人作品的风格或手法,以假乱真,进而博取眼球,获得流量、经济利益等。他认为,这种行为违背著作权法立法宗旨,破坏了文化秩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黄玉烨教授告诉记者,被虚假署名的人往往是社会名流,或者说在某一领域有影响的人。如今,不少人有迷信名人的心理,在网上看到某句话是某某所说,可能会随手转发,以讹传讹。进一步来说,“伪名言”的存在也危害了网络传播秩序。

  打假不能仅靠声讨多个主体应当担责

  “伪名人名言”常常给名人本人带来很大困扰。

  莫言说:“诸如《我只对两种人负责——我生的与生我的》等名言警句,均非我作,但有些人据此批评我的三观,对此我只有哭笑并叹息了。”

  正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伪名人名言”的打假也是如此。对于这些时不时在网络上冒出的“伪名人名言”,除舆论声讨外,冒名人、网络平台、出版社等主体是否该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呢?

  北京元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亚西律师认为,冒用名家的名字杜撰“名人名言”或编造作品,是一种冒名行为,侵犯了被冒名人的权利。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因此,擅自使用他人的姓名发表言论或作品,可能侵犯被冒名人的姓名权。

  黄玉烨告诉记者,假借他人名义发表作品、传播作品,背后通常是利益的驱使。这种行为违背被署名人的真实意愿,在著作权法上来说,侵犯了其署名权,对其声誉也可能造成损害。比如说有人根据“伪名言”指责名人,如果说“伪名言”的内容违法违纪,对名人的影响会更大,还可能构成名誉权侵权,需要停止侵权、恢复影响、赔偿损失等。

  “在网上假借他人名义发布作品的行为,以及在现实中制作虚假语录并且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行为,违反了著作权法规定,根据其情节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黄玉烨说。

  至于说网络平台是否要承担责任,冯晓青说,根据我国民法典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网络平台适用“通知—删除”规则。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平台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但如果是很明显的侵权,则还要适用“红旗标准”。冯晓青解释说,所谓“红旗标准”,是指当网络服务提供商明知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和情况,却采取“鸵鸟政策”,假装不知,则同样能够认定其至少“应当知晓”侵权行为的存在。

  黄玉烨说,对于网络平台来说,逐一去审查海量信息的真实性、作者是否有授权很困难,所以才有“通知—删除”规则,在平台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提供“避风港”。但对于出版社来说,一直都要求其履行严格的审查义务。

  关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涉及假冒他人作品,出版社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一问题,冯晓青说:“通常来说作者和出版社之间是一种法律上的许可关系,二者之间有合同,其中明确规定作者要保证自己是提供给出版社作品的权利人;如果因为出版该作品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或其他民事权利,由作者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但即便如此,出版社仍然要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否则仍要承担法律责任。”

  权利人可起诉维权平台应尽注意义务

  现实中,一些“被署名”的作者已经去世,这也使得编造者肆无忌惮。

  冯晓青提到,对人格权的保护是永久性的,继承人无法继承人格权,但可以对其进行维护。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保护。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其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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