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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刑事治理十年回顾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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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刑事治理在反腐斗争中承担着重要使命,亦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刑事治理优越性与局限性并存的“两面性”特质决定了我们必须理性、综合性地实施反腐败刑事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确立和推行综合性的反腐方略,对刑事治理的角色定位更为科学合理,反腐刑事法治中重构反腐职责、织密刑事法网、强化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应当从提升法治化水平、优化刑法结构、提高办案效能、推动社会参与、拓宽治理途径等方面着手,实现更有效的反腐败刑事治理。

关键词:腐败  犯罪  刑事治理  刑事法治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反腐败问题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决心和魄力,并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腐败蔓延上升的势头基本上得以遏制。刑事治理作为腐败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反腐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完善反腐刑事法治,实现更有效的反腐败刑事治理,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刑事治理在反腐体系中的角色与定位

刑事治理对于遏制腐败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但也存在天然的局限性

腐败行为的高级形式就是腐败犯罪,而刑事治理是抗制腐败犯罪的基本手段。刑事治理通过国家强力部门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对行为人施加刑事制裁,进而实现刑事法律在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的效能。刑事治理在腐败治理体系中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同其他腐败治理手段相比,有着难以比拟的优势:一是遏阻作用明显,刑事制裁的基本形式是刑罚,而刑罚可以剥夺犯罪人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因而对腐败分子具有最为强大的威慑力;二是行动效率较高,借助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对一定时期内比较猖獗的腐败犯罪集中展开打击行动,从而在短期内取得比较明显的控制效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反腐败“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刑事治理的作用发挥。

然而,刑事治理也存在天然的局限:一是治理效果有限。刑事治理主要是一种事后控制,一旦进入刑事追诉环节,意味着腐败行为的危害结果业已形成,而有些后果是无法挽回的。二是运行成本较高。刑事治理的反腐效果取决于执法、司法资源的投入程度,而包括调查(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在内的刑事法律运作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财物的投入。三是存在负面作用。腐败的本质是公权滥用,刑事治理则是基于公共权力的治理手段,如果法律规制不到位,反腐权力运行过程本身有可能滋生新的腐败,如刑讯逼供、裁判不公、徇私枉法等。正如德国学者耶林所言:“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1]

刑事治理的特性与腐败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理性、综合性地进行刑事治理

鉴于刑事治理优越性与局限性并存的“两面性”特质,必须理性地加以对待,以兴利除弊,更好地发挥腐败治理中的刑事效能。一方面,反腐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要求我们必须一以贯之地重视和发挥刑罚的惩治功能,不能因为反腐状况有所好转而对腐败分子手下留情、从宽发落。另一方面,必须改变过分倚重刑事治理的反腐思路。回顾中国古代、近代数千年的反腐历史,基本上走的是一条重典治吏、峻法肃贪的路子,但严刑峻法并没有带来清正廉明,官场腐败屡禁不止,并且愈治愈多。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慨叹的那样:“吾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在新中国的反腐历程中,也曾一度存在过度依赖重刑严惩的倾向。但事实证明,刑罚并不是对付腐败的万能良药,个别地方曾经出现的所谓“前腐后继”现象,说明刑罚包括死刑的震慑作用并非威力无边。片面强调严厉打击、而忽视从腐败的源头上进行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势必出现打不胜打、刑罚量与犯罪量同步增长的不正常局面。

腐败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反腐工作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控制对策,即在有机整合各种反腐资源的基础上,把道德自律、制度约束和刑事惩治等诸方面有效结合起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序言即鼓励各国“为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腐败采取综合性的、多学科的办法”。[2]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对腐败现象的成因与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反腐对策更趋理性和成熟,反腐工作被纳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大格局中加以统筹安排,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综合反腐方略得以确立和推行,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系正逐步形成。在此过程中,刑事治理在腐败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更加精准、合理,其作用也得到强化和优化。

概言之,刑事治理是腐败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廉政法治实施的最有力的保障;刑事治理最严厉的强制性特点,也决定其具有“最后手段性”,在腐败治理中,刑事手段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在具体个案中,不应轻易启动刑事制裁手段,只有在教育、监督、党纪政纪处分等无法奏效的情形下,方可进行刑事追诉;同时,对于危害程度达到犯罪标准的严重腐败行为,决不能避重就轻,降格处理,以教育措施或党纪政纪处分代替司法惩处,从而损害法治权威。

刑事治理在腐败治理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既相对稳定,也有适度地动态调整与演变的一面,正所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在党的十八大后的一段时间,面对极其严峻的腐败犯罪局面,中央提出反腐败“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由此,刑事法律作为“治标利器”,先发制人,重拳出击,“老虎苍蝇一起打”,一大批腐败分子落入法网,彰显了党和政府强力反腐的态度和决心,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反腐的信心。在反腐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局势有所好转之后,中央及时作出调整,在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始终对腐败犯罪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前提下,将工作重心由“治标”逐步转向“治本”,着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从组织建设、道德建设 、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全面推进对腐败现象的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实现了反腐工作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从而开创了反腐斗争的新局面,为腐败的更全面、更有效治理奠定了基础。   

近十年反腐刑事法治的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刑事法治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反腐权责配置、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等方面,都有诸多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了反腐败的刑事治理体系。

重构反腐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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