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都市社会的来临和城市问题的加剧，社会批判理论向空间转向，“空间正义”渐趋成为一种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思潮。作为一种以“空间转向”为前提、以“空间生产”批判为基质、以城市空间“权利突围”为方案的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理论，空间正义思潮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在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西方空间学者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是“无空间和封闭性”的理论体系，存在认识论“缺环”、批判论“过时”、革命论“无用”、前景论“渺茫”四大结构性缺陷，无力纾解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困境。在指摘、贬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西方空间理论企图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框架空间化或都市化，并美其名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面对空间正义思潮“贬马”“去马”“否马”的错误倾向，学术界要“重回马克思恩格斯”，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逻辑理路与精神实质，捍卫马克思主义时空体系的完整性与真理性，为21世纪的城市规划与美好空间生产指明光明进路。
一、前提澄明：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思想的“在场”
确证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思想的在场，是还原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前提。长期以来，西方空间理论一直存在“马克思主义体系构造缺乏空间维度”的理论诘难。哈维认为“空间在马克思那里如同在恩格斯那里一样，这个概念从来没有达到具体性。”苏贾认为，“反空间主义”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始终。在西方空间理论看来，既然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空间维度的认知“缺环”，自然难以察觉资本主义对地理的政治控制与空间利用，“只能是抽象的、大而无当的‘屠龙之术’”。这种说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时空体系的扭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不是时间的单向度理论，而是时空复合的“双螺旋”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把城市看作映射各类社会关系的“空间容器”，在对19世纪欧洲工业城市居住分异、阶级界划、城乡对立的观察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空间化现象，建构起以空间批判为内核的空间正义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时空体系和思想光谱的严整。
（一）空间：马克思恩格斯考察资本主义的深切视角
世所公认，马克思恩格斯是时间分析的大师，在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进的前提和基础——自由时间的结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赢得了对自由主义话语的全球胜利。不过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不重视空间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与总体性危机不是旦夕产生的，而是在“土地、建筑、住区、城市、地理发现、殖民地”等地理性空间的扩张中累积形成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关注了住区壁垒、城乡对立、城市贫困、地理发现、海外殖民等空间问题，阐释了资本主义“土地——工厂——城市——殖民地——世界市场”“点、线、面、带”的空间扩张结构，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时代，空间不仅是工具性的，而且是战略性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大城市》等著作中考察了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的物理巨变与阶级界划，指出城市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剩余时间延长的地理投射，是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空间具象，“大工业企业要求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他们必须住得集中，甚至一个中等规模的工厂附近也会形成一个村镇。”面对时间问题的空间化趋向，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要与时俱进，在空间的裂变中考察剩余时间的最新实践形态。
（二）空间本质：特定生产中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背景容器，而是时间的凝固形式，是人类外在的自然空间和人类自身的社会空间的有机合成。伴随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空间掘进，自然空间日益打上实践的烙印，映射了特定生产和普遍交往关系的社会空间跃迁为空间的主要形态。马克思特别指出，资本是空间的“填充物”和“塑形剂”，“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5]169因此，在一定程度而言，在全球化不断延展的今天，跳出空间的包围就是要冲破资本的牢笼，建立新型生产关系。
（三）空间正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维度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空间不平等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而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内在必须”。如果资本主义不制造出空间的不平衡，那么资本主义早就走向了穷途末路。正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在“农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地理失衡中，资本主义成为巨大的对抗场所，生产、流通、交换、消费、休闲、娱乐等环节充斥着“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等伦理非正义。马克思恩格斯努力促进空间和正义的结合，所谓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以空间物化方式的形塑”。在重构空间正义的路径选择上，不同于黑格尔“真理人权”的“理性正义”、费尔巴哈“爱与宗教”的“神秘正义”、蒲鲁东“公平交换”的“永恒正义”，马克思恩格斯把正义的界说立论于生产方式之上，“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从而建构起以资本批判为主线、以生产方式变革为中心、以美好空间建构为旨趣的“批判正义”。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批判——空间革命——空间重构”的空间正义新范式，为建构美好城市、美好生活、美好世界指明了科学的奋斗方向。
二、批判逻辑：空间正义“何以产生”
空间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支点。所谓空间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空间异化、空间区隔、空间对立等消极社会空间现象的批判。在空间批判问题上，西方空间学说一直存在“马克思主义是僵化的历史决定论”的理论责难。列斐伏尔认为，大都市时代“空间的生产”已取代“物质的生产或社会的生产”而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哈维认为，历史批判升级为地理批判具有迫切性，“为进步政治的目标开拓正义和权利地形看来是一项急迫的理论和政治任务”。那么，以时间为轴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论是否真的“过时”？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很多空间性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空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微观空间区隔化、中观空间断裂化、宏观空间对抗化的资本动因，阐明了空间正义“何以产生”这一本源性问题，为冲破资本主义隐秘而反动的空间统治找到了革命隙缝。
（一）微观的城市空间：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区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