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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常青万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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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初,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彬文集》正式发行。文集收录了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彬的五部学术代表作:《传播学引论》(第四版)、《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修订版)、《传播符号论》、《全球新闻传播史》(第二版)与《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第二版)。

这套“热气腾腾”的新书,满载的是“馥郁醇厚”的陈酿。从1993年第一版的《传播学引论》,到2007年的首版《中国新闻社会史》,这些书稿曾经一印再印,一版再版。近40年的“雕琢”,勾画出李彬从知识青年到高校教师的人生轨迹,也见证了他从读博人大到落脚清华的求学求索,既是几十年孜孜不倦潜心学术的思想凝练,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一个新时代缩影。

一树常青万木春

《李彬文集》

求索:“四十年来家国,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尽力了。”拿着手头上这套二百余万言的文集,李彬说了四个字。

尽,及穷理;尽,及精微。

李彬在文集自序开篇写下两句古诗“四十年来家国,八千里路云和月”。对他来说,四十年来家国是志业,八千里路云月如人生。回望来时路,无论志业还是人生,“尽力”二字已成为李彬耕耘教学科研四十年的生动注脚。

李彬清楚记得90年代初着手撰写《传播学引论》书稿的情景。暑假坐在书房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又闷又热的夏天里,实在受不了就跑到卫生间的浴缸里泡一会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完成了《传播学引论》四十余万字的初稿。

2005年付梓的第一版《全球新闻传播史》,早在1985年李彬讲授外国新闻史课程时便着手撰写。回忆起当时的备课过程,李彬谈道:“讲稿都写在每页400格的十六开稿纸上,一字一句手写的。”第一轮讲过后,工整的讲稿涂改得“面目全非”。由于受到学生的首肯,于是重写第二稿,后来又有第三稿,平均每稿二十万字。授课多年,几易其稿,才有了如今这部国家精品教材。

在李彬看来,教书与写书是密不可分的。做研究,既是与学者对话,更是与学生对话。

初到清华,第一次讲授中国新闻史时,发生的一件小事至今仍给李彬留下深刻印象。“期末考试时,有位学生没有在卷子上答题,却在上面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质疑‘我们学这些、记忆这些陈康子烂谷子有什么意义’。”这封信让李彬深受触动,从那时起,他开始进行一系列改进、探索和尝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2007年付梓的第一版《中国新闻社会史》,而这门课程也一步步建成清华、北京市与国家精品课。

李彬珍惜每一次和学生“对话”的机会,无论是鼓励还是批评,都是其教学的助推器。对他而言,学生的疑难、辩难、驳难都是教书育人与著书立说的“源头活水”。正是在长期不断的教学相长、精益求精的教学实践中,才“打磨”出了如今的累累硕果。

其中,修订四版的《传播学引论》从1993年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界和学子的普遍好评,成为不少院系的指定参考书以及一代代考研学生的“宝典”,每十年修订一次,体现了越来越明确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第四版更是增加了一讲“中国理论”板块,与美国“传统理论”和欧洲“批判理论”鼎足而立,成为新时代传播学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第一次尝试。同样,《传播符号论》作为这个学科领域的大陆第一部专著,出版二十余年也是一印再印;第二版《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入选中华优秀文化“外译项目”,由英国麦克米伦公司付梓;第三版《中国新闻社会史》获评清华大学优秀教材一等奖与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第一版《全球新闻传播史》一问世就获评国家精品教材。

虽然这些著述常被李彬称为“无心插柳”之作,但也是在“尽完善”“尽精微”的求索精神下水到渠成之果。四十年来追求真知、追求真理的学术情怀也一同凝结进文集的字里行间,在一版再版,一印再印中薪火相传。

一树常青万木春

扎根:“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

谈及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李彬更多谈到前辈大家的引导、教诲与熏陶,从老主任项德生到老院长范敬宜,从导师方汉奇到甘惜分、梁洪浩、刘建明等学识渊博、为人端正的博学鸿儒。甚至,谈起各路与之商榷过的学者,他也感念、钦佩,他说“对于这些商榷,我虽然没有回应,但都认真吸取了其中的精髓”。作为文集及其几部书稿的编辑,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纪海虹也认为,“李老师对待批评意见,一向是闻过则喜,从善如流”。学术耕耘的四十年,对他来说,也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四十年。

传播研究算是李彬较早涉猎的领域。2001年李彬调入清华大学时,按照以前的教学科研情况,应“顺理成章”地讲授传播研究课程,然而当时正逢新闻学院筹建之际,师资、课程、教材等都在陆续完善中,讲过外国新闻史的李彬便将中国、外国、本科生、研究生的新闻传播史课程全部承接下来,同时由于师资匮乏,还开设了多门其他课程。

学生多,课程多,好多课程内容需要从头准备。特别是中国新闻史更是全新的领域。“起初开课难免硬着头皮,心想反正是临时任务,不久引进这方面的专家,自己即可卸任。没想到,一上就上到现在。”让李彬更想不到的是,他不仅越教越“上瘾”,还在中国新闻传播史领域越扎越深,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也发生转变,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新闻史特别是新中国新闻史及其相关研究,是一片富有生机、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从理论到历史,从外国到中国,谈及自己在学术方向上的转变,李彬感慨不已。其实早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时,受方汉奇先生的影响,他已经尝试将视线自西徂东转向中国,更加聚焦社会历史,思考文化政治,更加自觉地致力于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探究“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便是一次探索,他自谦地称为“习作”,也是边习边做。

研究越深,李彬便越领略到其中的无限生机与学术魅力。特别是结合百年中国实践与中国文化传统,进一步深刻地理解、真切地感悟到真理与真知的魅力与力量。“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李彬说道,“其间最大的变化,还是对唯物史观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最后又到‘看山是山’的服膺。”一位高校教授草拟了一份研究生课程书目,请他提意见,他建议增加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学者觉得研究生不容易读懂。他说,即使读不懂也得读,至少不比“麦克卢汉彼得斯”难懂,再说懂一点是一点,总比一点不懂好。常说系好人生第一颗扣子,马列理论就是学术人生的第一颗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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