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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论世:让理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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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硕(1929— ),山东兖州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兼重国学传统训诂考证与现代文学批评。著有《孔尚任年谱》《蒲松龄事著述新考》《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等,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百余篇。主编有《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本)第八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社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首席专家。

  记者:袁教授您好,近年来有关《聊斋志异》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彰显了这本书的强大生命力。您的“聊斋学”研究硕果累累,其中《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更是被国内外报刊评价为“蒲松龄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请问是什么原因使您涉足这一领域?您又是怎样开展研究工作的?

  袁世硕:《聊斋志异》确实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崇高的艺术价值。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此书,因为它作为中国古代传奇小说最杰出的作品、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名著,研究意义非凡,但在当时可以说这是一块未经熟耕的土地,大众对蒲松龄的了解非常粗略,甚至还夹杂着一些后人附会的传说。学界对《聊斋志异》的评论基本还都是继承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论断,论述其揭露封建政治腐败、歌颂真挚爱情等主题思想,缺乏对其文学价值的进一步挖掘。于是,我决定对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做一番深入研究。

  既然要研究,就得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先跑了收藏着大量地方文献的山东省图书馆和山东博物馆,又数次前往蒲松龄的故乡淄博市进行调查访问和资料搜集,再依据全国几家大图书馆的书目所提供的线索,设法索取到《聊斋志异》黄炎熙抄本、王金范刻十八卷本等重要文献的复印件。为了掌握更加全面的信息,还特地跑了趟日本东京应庆大学,查阅了“聊斋关系文库”的文献图籍。我想起有位著名的史学家说过:“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学者要想做出成绩,就得肯下一番苦功夫,不厌其烦地收集和研读资料。这样,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我得到了许多以往的研究者未曾过目、没有研究、乃至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让我接下来有底气静下心来仔细研究。

  我做考证工作,秉承了传统的“颂其诗、读其书,要知其人、论其世”的原则。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决不能孤立地仅就一个作家论一个作家、仅就一部作品论一部作品,而必须把其置于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放在特定时代文学的整体状况、特定文体的历史发展源流、以至整个文学史的大框架下进行考察,才能对作品的独特价值和历史地位理解更为深切。比如,《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狐鬼花妖故事,一般都是讲书生独居书斋偶遇鬼、狐等幻化的少女,以往人们认为这些只是歌颂自由爱情的篇章,但如果仔细研读蒲松龄的诗文和小说,就会发现他大半生在缙绅人家坐馆,这些文本明显具有作者自悲、自况和自娱的性质,狐鬼故事便成了作者抒情言志的文学表现方式。进而我也对鲁迅先生评价《聊斋志异》,并屡屡为研究者所称引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八字论断产生怀疑。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神鬼怪异之事只是作者单纯记述的内容,而蒲松龄所收集撰写狐鬼花妖故事,作为一种抒情言志的方式,成为观照人生、抒写忧愤、出脱内心隐秘的篇章。所以《聊斋志异》不是志怪,而是像作诗一样,借志怪来表现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这一点来说我想鲁迅先生并未道出书中某些篇章的深层底蕴。

  记者:可以看到您的“聊斋学”研究大胆质疑,澄清了不少误解,又提出了许多创见,让《聊斋志异》一书能够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走入大众的视野。您认为应当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袁世硕:我认为做文史研究离不开两方面的修养。一方面应该继承传统的训诂学、考据学的理论方法,这是搞好研究的基础。考据学是一种传统的治学方法,只有先搞清史实才有助于我们对作品的进一步理解和评说,甚至能生发出自己的文学理论,其中所蕴含“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精神,更是值得每一位研究者去发扬。做学问前去尽力搜求、发现确凿的可作证据的材料,依据材料中的信息与事物的客观逻辑推导出一种认识,不以虚代实、以假作真,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

  但是单纯的训释文献、考索史实却容易囿于就事论事的实证层面,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出新意,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自觉。对于古代文学作品,重在从历史联系中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为归宿。我在学生时代曾选修过一些哲学课,受惠最深的是恩格斯晚年写的一批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我在研读这部分文献期间做了有生以来最多的读书笔记。后在留校任教初期,时任山大校长的华岗为教师们上哲学课,我经常联系文学史中的现象加以哲学思考,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研究古典文学、文学史应该多想些问题、多学点理论,研究成果也不应仅仅是就事论事,而应站在宏观的角度去讨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恰恰有助于我们挖掘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意蕴。比如,借助唯物史观我们可以从《西游记》中看到明中叶神权消失、人性觉醒的社会思潮,可以从《红楼梦》中看到作者对本阶级生活的反思以及对现存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质疑,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前人遗留的争议问题获得重新思考,很多作品背后的人文精神得以重新抒发,对于古典文学作品来说这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其实对于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指导都是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的深广固然重要,属于本专业的基本功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缺乏较高的理论素养,也难于对所研究的对象、所占有的大量资料进行有深度的分析和新的理论概括,做出学术价值较高的成果。我这样说不是要贬低掌握基本功和文献资料的意义,而是说一位研究者如果既能充分掌握基本功,又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思辨能力,更有可能做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可否结合您的治学经验,谈谈如何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袁世硕:对于文化研究工作者来说,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把握好三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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