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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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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孕育了灿烂多彩的中华美学。古典文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闪耀着熠熠生辉的中华美学精神。《诗经》中“风雅颂”“赋比兴”并称的“六义”,以《离骚》为代表的“屈骚传统”,魏晋风度,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唐诗宋词的韵外之致,元明戏曲的当行本色等,都为中华美学风范提供了重要的创作范例。观物取象、道法自然、形神兼备、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诗画一律、文以载道等美学范畴,为中华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所彰显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华美学精神生成的基础,并内化为天、地、人浑然一体、互为表里的深层美学结构。经由历代文人的审美实践和美学凝练,古典文学在不断的经典化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华美学精神。

  文以载道的家国情怀

  寄情山水、托物言志,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表现手法。历代文人对山川形胜、日月光华、喧鸟鸣禽、残红飞絮的吟咏歌唱,重在表露内心的“志”和“道”。无论是盛世时的豪放、激昂、雄壮与飘逸,还是乱世时的低沉、苍凉、孤独与悲怆,都充分表现出浓郁深厚的家国情怀。文以载道,在对天地万物的行吟中寄托家国情怀,是古典文学里中华美学精神的突出表现。

  传递经世治国的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诗经》的编纂目的,是试图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洞明治理”,重建社会道德伦理秩序,进而形成了诗教的传统。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章”视为“经国”大业,倡导文学摆脱经学的羁绊,赋予文学以独立而崇高的地位。荀子、扬雄、刘勰一脉相承的“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成为文章需要遵循的三要素。韩愈和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主张“文道合一”“以文明道”,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唐宋八大家虽风格各异,但都以“明道”为旨归。韩愈在因反对佞佛而被贬的路上,仍不忘表明“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报国心迹;柳宗元被重新任用后准备返京大展宏图时,激荡着“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的昂扬斗志;王安石在主持变法时,满怀“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美好期待。宋明理学更是在“文以载道”的基础上完成了“文”与“道”的体系建构。

  文学书写时代,也反映了时代的精神。《诗经》的“兴观群怨”即是反映社会变化、抒写个人情怀、采撷民风民情、怨刺上政世道。《乐府》的“采风”,采集的也是政风、时风和民风,为当政者反躬自省。“建安风骨”的慷慨悲凉、雄健深沉,“魏晋风度”的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盛唐气象”的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反映的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元白诗体”对现实的关怀和对社会的“美刺”,都体现了“文以载道”的美学精神。李煜的“亡国之音”跳出了“花间词”的香软秾艳,被王国维认为“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以哀婉之音,发亡国之悲。苏轼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从“烟雨迷离”的婉约闺怨转向“铁马金戈”的恢弘雄放。即便柳永“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的俗词,有“杨柳岸,晓风残月”表露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失落惆怅,也有“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展现出漂泊江湖、仕途失意的悲慨愁思,犹见词人内心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心系百姓疾苦和国家安危,成为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

  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

  “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独特的哲学观、世界观和伦理观,融合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追求和道家的天道自然观念,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古典文学在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天地共生、物我一体、感应会通、道法自然等审美体验和美学观念,由此将中华美学精神引向和谐之美的崇高境界和理想归宿。

  天、地、人融为一体是文艺创作追求的大美至境,神与物游、物我两忘、澄怀味象、天地境界、逸神妙能等审美评价,都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美学风范。“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些天地交融的诗句数不胜数,出神入化,令人称道。天人合一的思想生发出古典文学的意、象、境等美学范畴。《周易·系辞上》“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最早提出了言、意、象的互补;刘勰进一步将审美形象凝练为“意象”,提出“意”与“象”的统一,开创了中国古典审美意象理论;刘禹锡“境生于象外”揭示了中华美学最高范畴“境界”的本质;王国维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强调艺术与人生的合二为一。

  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引导下,道法自然成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准则。《诗经》的“赋比兴”手法,《离骚》的“香草美人”范式,都是以自然万物为抒情明志的依托。魏晋士人畅神悟玄,开创山水田园诗一派。南宋文人感念山河破碎,在比兴寄托中实现了诗、词的精神合流。李梦阳的“情真说”、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冯梦龙的“情教说”,都是倡导艺术要发乎自然、不事雕琢、返璞归真。正是由于对自然美学法则的推崇,古代文人品藻论文都视自然为高格。杨时《龟山先生语录》称陶渊明的诗“冲淡深邃,出于自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专设“自然”一品。李白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诗风。姜夔追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清空”幽韵。陆机《文赋》“言拙而喻巧”“理朴而辞轻”、陈师道《后山诗话》“宁拙毋巧,宁朴毋华”,都主张“造化自然”的朴拙之美。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天地的同声应和,与万物的彼此感应,是中华美学最为理想的精神境界。

  天人合一的观念孕育了“和”的美学观念,成为中华美学根本性的规范,形成了“和谐之美”的中华美学精神。“和”的观念来自音乐,正所谓“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乐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从而与“文以载道”相呼应。诗教传统、道德文章、析万物之理、究天人之际等,都承载着家庭、社会和政治相成相济的和合之道。古典文学的“和谐之美”,突出人的审美感受和生命体验,指向天地万物和人与自然的生生之美,是一种心灵相通的美学精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礼不逾矩,情不逾度”的情感节制和平衡。《诗》三百“思无邪”也是指情感的中正和谐,正如《礼记》所言“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古典文学不仅要追求天地境界,而且要在谋篇布局、遣词调句、运思表达、意境营造等方面找到文学内部的和谐之美,由此出现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动静相宜、形神兼备、气韵生动、阴阳和合、刚柔并济等美学规范。

  意味隽永的含蓄之美

  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是古典文学重要的审美旨趣。在方寸之间、物象之外展现意义的深远阔大,含而不露,引而不发,意蕴丰富,从而形成了中华美学精神含蓄之美的标志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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