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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波兰尼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

来源::网络整理 | 作者:管理员 | 本文已影响

讨论政府市场的关系既要将这类关系置于历史语境之中,而不是脱离当时的环境或当前的社会发展形态,否则便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或得出有失偏颇甚至带有某些偏见的评价,而且要将二者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演绎放在具体的问题上具体分析。

美国“大萧条”发生后,世界对纯粹的自由市场充满质疑,自由市场假说经过理论和意识形态改造,凯恩斯主义成为“救市”学说将政府干预的积极意义进一步放大,市场失灵的缺陷被现实打脸,自由主义加快走向新自由主义。随着苏俄计划经济体制因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被抛弃,市场经济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一种“显学”。但是,市场经济本身是否已经足够完美?政府干预是否存在政策失灵?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是否存在溢出的负面影响?理论因时代而生,但时代的发展却往往超出理论本身,因而决定了没有完美的理论假说。

不同的理论学派只是在历史的某一时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守夜人”的政府角色功能假说和自由市场的假说如果存在调和,互相承认彼此的缺陷,有可能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或避免更大的负面影响。回顾国际关系史和经济史,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问题始终困扰许多学者,任何一方的失衡都可能造成致命性后果,一方面需要明确边界,另一方面需要各司其职。

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最早出版于1940年代的专著《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提出了许多至今来看仍深刻的讨论议题。经过数十年的理论演变和市场经济本身的演化发展,市场经济本身也已经发生巨变,纯粹的自由市场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加以演绎。理论的适用性客观存在,即便是凯恩斯主义仍存在理论缺陷,以致于出现的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逐渐形成路径依赖,市场越来越依赖政策供应(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因此,当下既要反思市场失灵的本质和规律,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要对政府干预形成的政策依赖保持理性认识,防止出现政府干预过多引发的道德风险。政府干预过多,会破坏市场运行,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需要客观认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且谨慎使用例如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等,优化宏观政策组合,加强政府治理,真正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这本书距离现实发展有一段历史隔膜,其中的部分讨论也有历史局限性,甚至部分观点也充满争议,但作者在特殊历史时期所提出讨论议题和核心观点却具有很强的启发性,特别是在当今世界面临巨变的特殊时期(有人称之为“波兰尼时刻”),关于自由市场的反思以及政府干预的局限的讨论仍具有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波兰尼对政府效能和市场机制各自所发挥的作用及局限性的观点并不偏激,更有真理越辩越明的意味。

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再认识

客观公正讨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难度颇高。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长期以来围绕政府和市场的地位高低、效能以及局限性的讨论从来都是充满对立的。即便是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政府的有限价值,但可能因为追求政治正确而对政府的功能采取完全批判的立场。而在讨论市场的功能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对市场具有排斥性,二者似乎存在天然的矛盾。归结为一点,在当时的语境下,任何一方向政府或向市场倾斜的思想都具有客观现实意义,本质上关于二者的争论已不再是单纯的理念或方法之争,而是参杂了更多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并且在某一特殊时期占据主流。即便回到历史现场,波兰尼的思想都散发着独特的气质。“二战”的环境是复杂的,甚至充满了艰险,但波兰尼表现出的那种乐观却别具一格,在书中的许多论点都鲜明地揭示了这一点。

虽然该书问世于“二战”时期,但波兰尼仿佛穿越一般,对当时的国际秩序、自由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洞见,这些论点在当时看来并非完全主流的立场如今却焕然一新。随着各类事件相继发生,在美国社会学研究教授弗雷德·布洛克看来,波兰尼的观点在21世纪是真知灼见,无比清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持有同样看法。他认为,倘若波兰尼今天撰写此书,将会有更多证据支持其结论,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界都已认可波兰尼中心意旨的正确性。

现阶段,世界各国和地区几乎都对政府促进资源分配效率以及市场的失灵的认识趋同。虽然可能存在新自由主义或发展经济学等理论学派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仍有不少的争论,但似乎许多的争论已经集中于细枝末节,更多的是技术层面,例如对财政扩张和财政赤字的争论,对宽松货币政策及其负面溢出的担忧等等。斯蒂格利茨在序言中也承认,时至今日,吾人已能采取较为公允的立场,即承认市场的力量和限制,以及政府在经济治理上所扮演的必要角色。面对全球化构建的复杂经济联系以及经济本身的复杂结构,任何单纯依靠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或否定政府作用的观点要么稍显幼稚,要么脱离实际。

1970年代欧美国家在普遍面临滞胀危机时,也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政府干预,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府干预已经越来越频繁。设想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果断的救助措施,那么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将难逃破产倒闭的风险,将对全球金融稳定产生巨大的冲击,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危机。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即面对危机,市场和机构对政府干预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由此已经形成了严重的政策依赖,突出表现为:财政扩张和宽松货币政策一旦推出,或许短期内能够起到防止经济过快衰退、提振市场信心的目标,但长期看却遗留下大量的风险隐患,导致财政赤字飙升,货币政策正常化十分艰难。因此,既要规范市场行为,也要加强宏观政策治理。无论政府还是市场,最终的目标均应立足于社会,服务于个体的福祉,而不是让位于“经济至上”。

自由主义和市场的国际性

自由主义既是一个经济概念,也具有政治寓意。在讨论市场经济时,很难回避自由主义这一思想,以及由此所派生出的各种理论学派,比较典型的是哈耶克所奉行的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芝加哥学派以及后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等,与之相对的是凯恩斯主义和经过演化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等。虽然各类学派关于市场经济的争论观点不一,但对自由主义的“迷信”却异常执着。相较而言,批判政府干预和批判市场自由一样,成为了前提假设。

如何摆脱理论纷争的“二元对立”是挡在经济学者面前的一座大山。这里就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其一,市场资源配置的失灵或缺陷到底是市场机制发展不够完善还是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市场机制必须依赖于政府干预,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但这些干预也可能滋生出寻租或腐败;其二,当代经济问题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市场本身,那么是否仅依靠经济改革就能实现既定目标呢?倘若没有必要的行政改革或有效的政策治理,显然也可能无法真正促进市场机制建设,反而可能因为政策失误或体制约束而造成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并引发新的风险。波兰尼很早就提出对自由的自律市场的批判,揭开了自律性市场神话的真相。无论是旧的华盛顿共识还是所谓新的华盛顿共识,往往存在“双重标准”,即一方面强调自由市场的巨大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动员后发国家开放市场,实施私有化政策,另一方面又制造贸易歧视或实施限制政策,阻碍国际自由市场的发展。


本文标题: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波兰尼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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