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出现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密切相关。此词在清末由梁启超首先提出，至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说而确立，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创生期。至20世纪20—40年代，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勃兴。本文阐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指政治与学术精英）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国际背景、内涵与意义。抗战时“中华民族”之讨论一方面引发内部之分歧、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该观念所造成之凝聚性，则有效地团结人心，共赴国难。
关键词：民族主义；米内山庸夫；傅斯年；顾颉刚；《中国之命运》
一前言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包含对于“中国”所具有的民族、人种、国家与文化之认同。此一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概念的创造、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本质性的信仰或意义确定的认同对象，而是一个经由辩论之激荡而衍生、变化的过程；同时“民族”与“国家”之关系也经过多次的重整。清末以来，“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经过几次转折。首先，此词由梁启超所提出，主要指汉族与“炎黄遗族”等，不过也包含其他民族。对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来说，中国境内各族群虽有差异，然而因历史与文化之关系，紧密连结，故应消除彼此之畛域，以塑造“同种合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诚如杨度所说，“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他因而主张“满汉平等蒙回同化，所以完成君主立宪之制”。[1]这种观点被梁启超称为“大民族主义”。革命党则采取不同的策略，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此处之“中华”实指汉人。梁启超将革命党的政治主张描述成“小民族主义”，又批评“小民族主义”鼓吹汉族独立建国，而将他族排除在外，有碍融合。当辛亥革命成功肇建民国，为弥平革命所造成之创伤，提出“五族共和”与“民族融合”的口号。此后，“中华民族”之观念广为流传。1924年，孙中山于《三民主义》演讲之中提倡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归成一个“中华民族”。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他认为，“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孙中山认为在受到国外压迫之时，国人要将“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人团结起来，而团结的方法是“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以“抵抗外国人”。[2]总之，孙中山的根本理念是要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同化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原生期，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芽期。1924年底，孙中山又在日本神户提出“大亚洲主义”，主张亚洲应复兴王道文化，以亚洲王道文化为基础，联合亚洲各民族，解除基于功利强权之霸道文化的西方国家之压迫，以完成亚洲各民族之独立。[3]
至20世纪20—40年代，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勃兴，并与日本人所提出类似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东亚民族主义”或“东亚协同体论”对峙。此一讨论涉及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背景。本文将描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背景、内涵与意义。此处所指之朝野意指当时的学术与政治精英之讨论,主要是学者在报刊上所发表之论调，此外也包括以中文(或透过翻译)表达意见的外国学者之观点。政治方面的讨论，则以蒋介石于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探讨此书有关中华民族之论点，以及出版后所引发国内外各派人物之关注。
关于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4]在本文中，笔者将选择几个以往为人忽略之个案来探讨这一问题。首先，笔者将分析“日本因素”对此议题的影响，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所造成“同仇敌忾”的情绪外[5]，笔者也将强调日本知识界对于战争性质与“中华民族”“民族性”“国民性”等课题讨论对中国人造成的影响。其中，特别以中国学者与外交官米内山庸夫（Yonaiyama Tsuneo，1888—1969)及具有反抗意识的左派漫画家柳濑正梦（Yanase Masamu，1900—1945)为例，探讨他们的作品如何被引介(摘述、改写)至中文报刊。其次，笔者将讨论中国知识界对“中华民族”议题之辩论，参与讨论的学者包括历史学家芮逸夫、傅斯年、顾颉刚、 翦伯赞，社会学家吴文藻、费孝通等。论辩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应承认各少数民族的生存、独立与自由发展。再其次，则以1943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探讨该书所揭橥中华民族的理念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反响。蒋介石的观念源自孙中山，并受到知识界“民族一元论”的“同化论”与“同源论”的影响，也与部分日本学者对中华民族之观察颇为类似。根据此一理论，“汉族”为中华民族之主体，依赖文化“同化”的方式而如滚雪球般地逐步拓展，而非汉的少数民族则为远古以来绵延不断的中华民族谱系之分支。笔者除了介绍大家所熟知的一般读者与中共之反应外，也述及汪派知识分子对该书论点之讨论与批判。最后，则综述抗战时“中华民族”之讨论所造成既团结、又分裂之状况。
二从国民性、民族性、民族主义理解战时中国：日本学者的观点[6]
在战争期间中日双方都对战争发展、预期的结果、双方应和还是应战乃至战争的本质等问题有不少的讨论。日本学者户部良一指出：如果比较中日双方对战争的认识，有一个重要的对照，亦即中国人的“战争观”是比较一致的，认为这是一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7]中国方面争论较大的议题是和、战问题。日本方面“对此战的理解却形形色色，常出现对立与矛盾”。[8]
在战争初期，许多有丰富中国经验的日本学者均强调中国民族性的负面特点（亦即中国人所谓的民族“劣根性”）。这一点和日本人在明治、大正时期到中国旅行、调査的印象有类似之处。[9]如曾担任东亚同文书院教授、著有《现代中国人精神构造研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中国研究部1935年版）、《中国国民性与经济精神》（东京：岩松堂1943年版）的大谷孝太郎(Otani Kotaro，1900—?)于1939年8月在《事变与中国民族的世界观》一文中认为，战争的本质是日本民族与中国民族“世界观”的矛盾与冲突。他提出了当时很典型的一种对中国民族性的看法，认为中国人“虚无、没自信、不会感动、空虚又自大，热衷于憎恨，擅长合理盘算，当走向极端就会做出不合理的盘算，即使陷入矛盾也不会感觉到矛盾的苦恼，乐天的”。此种对中国民族性的负面论述，容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