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和美国独大，西方国家欢呼雀跃，以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家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标榜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宣扬所谓“历史的终结”。然而，不到20年，这种论调就被层出不穷的一系列社会危机证伪，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遭到质疑，在国际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和批判。正如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所言，资本主义非但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恰恰相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早已千疮百孔。同时，民族分离主义、种族主义、民族民粹主义等民族问题正不断加剧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引发新的社会危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具体国情出发，经过多年艰难曲折的持续探索和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了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乱象不断
近年来，西方社会乱象丛生，金融危机、恐怖袭击、难民危机、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种族主义暗流涌动。西方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所表现出的焦虑、慌乱和失序，反映了西方社会治理危机正在日益加剧，标志着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正在褪色，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和凸显，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是贫富差距扩大、不平等加剧。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特征。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为缓和社会矛盾、缓解经济危机，西方国家一度借鉴社会主义理念，实行凯恩斯主义，完善社会福利政策，贫富差距逐步缩小，中产阶级得以壮大。然而，随着追求市场最大程度自由化的自由主义的再度兴起，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重新拉大。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整体缩水，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精英阶层与底层人民之间、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事实表明，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只能是贫富差距扩大、不平等加剧。这种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在民族、种族间表现得尤为明显。2017年，英国政府公布的种族差异报告显示，英国黑人、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失业率比白人要高很多，前者为8%，后者为4.6%；少数族裔在公共部门担任高级职务的比例、拥有自己房产的比例均低于平均值。同年，美联储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也显示，美国白人家庭的净资产中值是黑人家庭的13倍，是拉丁裔家庭的10倍。鉴于此，欧洲极右翼政党乘机利用就业流失、社会安全等议题吸引选票。
二是民主异化强化政治对抗。英国脱欧公投、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上台等一系列政治剧变，标志着西方民主政治正在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多党制演变成党争政治，议会讨论经常陷入只论党派、不问是非的境地。为了上台执政，主流政党日益将赢得选举而非推出符合实际的治理措施视为最主要的政治活动，政党逐渐脱离大众日常生活。而政党脱离大众，加剧了政治不信任以及社会对立与分裂。美国市场爱迪生调查民调研究2016年发布的数据显示，40%的美国人完全不信任联邦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自由民主制度体系不仅无助于和谐与团结，而且不断加剧对抗和冲突，导致整个社会的日益民粹化。同时，异化的民主制度正失去对资本和利益集团的控制能力，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变化，无法回应社会的改革需求，使各种危机积重难返。
三是传统软实力正在削弱。“自由、平等、博爱”是西方社会的普世价值。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为其自由主义与多元化而骄傲。但近年来，危机之下，西方国家的文化多元逐渐滑向文明冲突，西方社会将经济社会问题与身份政治挂钩，给不同族群贴上“文化”的标签，造成了族群分化，甚至对立的意识倾向进一步公开化、社会化。西方同家对待少数族裔的态度趋于保守甚至封闭，在社会福利遭受困境的情况下，本土民众将对贫富差距、社会治安、失业率高甚至房价飙升、物价上涨等现实问题的不满和不安情绪，归咎于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少数族裔群体。一些西方国家在选举政治、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对外政治中的表现，更是让人很难将其与人类理想的政治文明联系在一起。毋庸置疑，一直以来被一些西方大国宣扬为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和制度资源正在逐渐削弱。
民族问题不断激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民族问题高发、频发。包括难民问题在内，层出不穷的民族问题正在不断激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和外部矛盾，具体表现为：
一是民族分离主义加剧政治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利己行为正在摧毁国家的凝聚力。金融危机后，富裕地区的白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拒绝向相对贫困地区“输血”。比如，坐拥北海油田的苏格兰2014年举行独立公投后，虽然独立目标没有实现，自治权利却不断扩大，并引发了其他地区效仿。2017年3月，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苏格兰再次提出要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同年10月，西班牙富庶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在公投后宣布独立，中央政府依据宪法第155条宣布收回其自治权并解散地方议会，一度引发国内政局动荡；同月，意大利北部富庶的伦巴第大区和威尼托大区举行自治公投，要求中央政府给予更多自治权。
二是排外主义摧毁自由价值观。在欧洲，极右翼政党支持率不断上升。恐怖袭击事件的接连发生和自身经济地位的持续衰落，激发了底层民众对穆斯林移民和难民的仇视情绪。面临大量难民涌入对整个社会的巨大压力，喊出“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政治正确”口号的极右翼种族主义政党在2017年实力大涨：德国选择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一跃成为第三大党并进入联邦议会；奥地利自由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26%的选票并获邀组阁；有“捷克特朗普”之称的安德烈·巴比什率领右翼政党获胜上台。民族国家重塑成为热议话题。2017年10月，欧洲10位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以9种语言同时发布一份联署声明《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文中鲜明提出“民族国家是欧洲的标志”“不为强加于人的强制统一而站台”等主张。2017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生的大规模冲突也与“白人至上”主义密切相关。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就曾说过，民族主义者要从全球主义者手中夺回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