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卫·阿米蒂奇谈《历史学宣言》：从更久的过去看更远的未来
5月24日下午，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席教授大卫·阿米蒂奇在思南公馆出席了“历史的多重视界：空间、时间和过去的未来”读书会，与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的李腾对谈，介绍了《历史学宣言》与其主张的长时段问题。本文系活动文字稿，经审定，略有删节。
大卫·阿米蒂奇：我想先简单谈一谈《历史学宣言》这本书的来源以及它的简要内容。首先，这个题目是和另一位作者乔·古尔迪一同想出来的，他也在美国教授历史学，所以我们称之为“历史学宣言”。之所以叫“历史学宣言”是想让它听起来像《共产党宣言》一样，是一本非常激进的书，虽然这场历史学革命不是特别成功，但在英语国家里面让很多人看到它感到非常不开心，那么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本书开篇第一句就是在效仿《共产党宣言》，有一个幽灵在世界上游荡，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共产主义幽灵，而是短期主义的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事关我们关注问题的时间维度，至少在西方和西方民主国家进行计划和选举，他们的商业周期以及其他的一些周期，就是那些决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周期现在居然变得越来越短，最多只有5-6年，有些时候只有2年甚至几个月。比如说公司发布财务报表仅仅是一个季度。这种越来越短的时间维度就是书中所批判的，人们越来越忽视长期问题，但长期问题恰恰对于我们世界影响最大而且最急需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这本书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愤怒，尤其是让很多西方史学家感到很愤怒呢？因为我们质疑了他们太过于短期主义的做法，我们看到很多西方史学家们关注的历史维度只有5-50年，就是我们所谓的生物维度，整个周期和人的生命周期差不多，这种狭隘历史关注的时间维度，让很多阅读历史的人，还有那些依靠史学家理解过去和现在关系的人感到非常的不适，因为这种做法缩短了他们的关注维度。
我们在这本书中鼓励很多史学家让他们能够更有勇气关注更长的历史维度，从一个更加长期、更加广泛的角度思考各种各样的变化、发展以及历史问题，有时候是几十年，有时候几百年，甚至是以千年维度研究许多历史问题的起源以及潜在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话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解决当今世界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的崩溃，以及国内和国际之间不平衡日益加剧的现象。正是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很多当今迫切问题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甚至气候变化要追溯到几百年之前，远不是靠研究短期可以解决的。
其实在不久之前很多专业史学家认为要挖掘过去，了解现象，并且以一种过去长时间历史维度思考当今的问题，他们会用这种东西思考塑造各种态度、进行各式各样的计划。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甚至所有古代文明中，史学家都扮演这样的角色。如今专业史学家不认为他们有义务去了解过去和解释现在，他们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我们认为，这种趋势低估了史学家的角色，他们无法让史学家参与到公众辩论当中，而且没有充分利用史学家解释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我们认为只有专业的史学家才能真正地运用好这种能力。
我在书中引用了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家丘吉尔的话，他说如果人们可以从更长的时段看待历史和过去，他们就能看到更远的未来。历史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现在和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这本书向大家展示这个观点。
我们认为史学家可以做到这样的任务，他们或者看通过传统史学家的研究方法，比如说浏览历史和传统的文献，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利用一些新方法，尤其是利用大数据，就是说对于很多可以通过电子渠道获得的文件进行直接浏览，或者通过一些统计学和科学上的电子文件进行大规模的数据统计分析，这样可以进行非常长时段的多维度分析，远远超过个人历史学家过去取得的成就。我认为研究资源来源的变革可以带来历史思维的变革，这样的话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思考、了解现在一些迫切的问题。
其实我本人也是对我在《历史学宣言》这本书中倡导的研究方法身体力行，最近写的一本关于内战的书，回溯了从古罗马一直到现在叙利亚内战超过2500年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内战，仅仅一本书就横跨了这么多世纪，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了解全球在内战问题上的思考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伊拉克和叙利亚内战。《历史学宣言》这本书从理论上提出了应当关注长时段和重大历史问题，我的新书《内战》就是一个实践，希望大家读完《历史学宣言》以后再去读《内战》。
最后我想谈一谈《历史学宣言》最后一句，其实也是呼应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因为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可以赢得整个世界。”这是我们历史学家共同的呼声，也是我们希望借此能够启发西方的历史学家。我们希望这样的呼声能够在中国得到足够多的共鸣。就像谈起中华文明常常以千年为单位，这恰恰是我们赞颂的长时段，它可以帮助我们对抗短期主义。短期主义可以说是现今困扰西方的思维现象。
李腾：在您的这本书里面一开头就讲到要向权力说话，要向权力讲述真理。为什么必须要向权力说话？您觉得历史学家应当如何向权力说话？
大卫·阿米蒂奇：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些历史学家对参与公众事务并无多少认同，觉得历史学家如果为政治献计献策会失去他们的独立身份。然而，在19、20世纪早期和二战期间，很多历史学家所做的，恰恰就是帮助当局从历史的维度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而且一些历史学家还会帮助公众更好地从历史维度思考这些问题，比如地方政府、房屋供给、殖民地等等。我认为历史学家确实有这样的公众责任，他们可以从历史维度进行思考，帮助政策制定者进行更好的决策。同时我也认为历史学家应该保持他们职业历史学家的身份，要保持他们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李腾：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就是历史学家，尤其是一战以后欧洲国界划分，某种程度上就是他学术思想的体现。更有意思的是，一战以后欧洲各国和德国边境的划分有一个重要参与者，就是著名的中世纪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一战以后虽然是历史学家建立了这个世界，可是很快就被二战摧毁了。如果真的历史学家可以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主要顾问，会不会形成柏拉图式的哲学王，但是哲学王成了历史王？
大卫·阿米蒂奇：威尔逊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不仅仅是美国总统，还做过新泽西州的州长、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可以说，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文学者参与公共政策，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典范。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大西洋世界还是可以看到的，而1945年之后，历史学家在公共政策中的发挥的作用逐渐式微，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不断崛起取代了历史学家在公共政策中的角色，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现在可以看到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甚至是律师，成了议员或是为政府献计献策，如我们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正是这些人取代了历史学家、取代了政府智囊团，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短视现象，越来越缺失历史维度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