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魏建功先生 (1901-1980)是我市海安西场人，毕生为汉字改革和语文教育的普及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先生曾领衔赴台湾推行国语三年，不仅在当初从根本上动摇与消除了日据时期奴化教育在台湾的影响，于当今反对台独、维护祖国统一、维系台湾同胞对祖国的认同更是功不可没、意义深远。
近年来，江苏海迅集团董事长仲跻和等一批热爱家乡文化的有心人，正在积极筹资兴建魏建功陈列馆，以缅怀先哲丰功伟绩，展示江海文化独特魅力。为征集史料、完善展陈，今年8月，仲跻和以魏建功陈列馆（筹）馆长的身份率队赴台，遍访名流，追寻先生当年推广国语足迹，并依此行见闻、感受写成此文。
明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魏建功先生入学北京大学100周年。目前，魏建功陈列馆筹建相关事宜均全力展开，“目标是明年开馆”。
“应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度来看待魏建功先生的国语传播。国语传播是台湾光复后的一件大事呀。”在国语日报社的座谈会上，听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何大安院士这样的话，我的内心升腾起一股兴奋，升华了魏建功是《新华字典》之父的概念。纪念魏建功先生，怀念魏建功先生，应该从一个应有的高度来做这件事。这是我台湾之行追踪魏建功先生推广国语足迹的收获之一。
从开始筹建“魏建功纪念馆”，到现在的“魏建功陈列馆”，已过去了两年多。两年多来，收集资料，联系熟人，申报立项，制作塑像，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但魏建功重要的生平经历还未开始深挖资料，总觉得有些欠缺，少了拿得出手、贴得上墙、激动人心的东西。
此次台湾追踪，事先联系了齐益寿教授，并委托齐教授联系了梅家玲主任、蒋竹君董事长、黄英哲教授等。应算是作了充分的准备，故到台湾后一切顺利。
台湾大学拜访梅教授。没想到原来的紧张情绪与担忧因梅教授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随天空的乌云一起消散。
梅家玲教授是台湾大学文学系的主任。没想到住的还是日据时期建的房子，办公室的布局还是台静农主任时的样子，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这样朴素的办公室，是因为没有钱吗？更多的是怀念！是传承！《战后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与语文教育——以魏建功与台湾大学的国语文教育为中心》是梅家玲教授在台湾文学研究集刊（第七期）（2010年2月）发表的文章，文中的观点：“语文复原是魏建功来台推行国语时的政策主轴，而从台湾话学习国语，则是其具体实践策略”，让我明白了先生当年推广国语的难度不是一般的难！也不只是为了统一而统一，而是出于强国、民富的基础。
国语日报社拜访蒋竹君董事长。如果说拜访梅家玲教授是家人串门、朋友聚会，而拜访董事长就是正式的工作访问。有欢迎标语，有会场布置，有议程安排，且班子人员全部参加座谈会。特别是当蒋竹君董事长把《国语运动百年史略》送给我的时候，我的眼泪已含在眼中，八十多岁的人了，把书中有关魏建功的四十多处都用便签贴注了。说心里话，我做不到。
“魏伯伯好厉害。1948年，我放学回家时，经常看到魏伯伯在我家和我爸爸聊天，一聊就是好久。那时候小，也不知道他们聊什么。直到有一天傍晚，魏伯伯又来了，带来了四根香蕉，黄黄的，好香。我爸爸拿着香蕉，放在鼻子上闻闻，‘嗯，好香’，剥皮咬一口，‘嗯，好吃’。不一会儿，四根香蕉就被爸爸一个人吃完了。我妈妈说‘你怎么一个人吃完了，四根香蕉，四个人，你至少应该给孩子们留一根’。我爸爸说，‘怎么？想吃香蕉？好说！我带你们去吃个饱，而且天天有的吃’。这才知道魏伯伯是劝我爸爸一起去台湾办国语日报社的。”这是一起参加座谈会的大导演王正方先生说的。听得我们在座的人开怀大笑，再一次体会到台湾推广国语有多难。
何大安教授的发言，虽说话不多，但有醍醐灌顶之效。“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魏建功等老一辈统一了语音，为国家统一、民族富强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样做一件事，高度不同，效果就不同。明年是“五四”一百周年，魏建功作为陈独秀、鲁迅亦师亦友的“建功兄”，“要是能在陈列馆中把魏建功与他们的交往联系在一起展示，将会增加陈列馆的内涵”——给我启发很大，为今后收集资料工作开拓了一个新天地。
去嘉义拜访黄英哲教授。二十四日，夜间醒来，还未睡觉的吴文凯说：“打扰一下，司机说明天嘉义大风大雨，停课停工，让你决定去不去。”我还没有完全清醒，就说：“还是天亮了再说吧！”又翻身睡着了。习惯了早睡早起的我，可不愿深夜为明早的事而纠结。
四点钟，我醒了，想起了夜里吴文凯的话，就给司机发微信：“来一次不容易！能约上黄教授更不易！结合天气变化，我想改乘高铁去，请问可以吗？”
直到五点二十分，司机才回我：“没关系，还是一样开车去，慢慢开。”
从台北到嘉义高铁站还算顺利。雨虽下个不停，但也不大。风是有，但也没有要吹翻车子的风势。一路上没有看到交通事故，暗自为自己决定冒雨过来而庆幸。
约的见面时间是十一点，见面地点为高铁站星巴克咖啡店。可快十二点了，还没见到人。突然，司机来说：“他过不来，路淹了，让我们去嘉义市区碰面。”
先是一条路还算顺利，导航显示离市区只有五公里了，前面的路上被挡住了，有辆警车横在路中央。只好掉头。
转一条小路。七拐八拐地开了好远，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雨天一色，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突然间发现前面的小路也被淹了，只好又回头，顺路往回开。
发现路边有一个警署，司机下车去问警察，按警察的提示，又转另一条路，七拐八绕的终于来到了市区。在一个星巴克咖啡店内，见到了黄教授。他一个人在那儿，见我们进来了，很热情的主动打招呼。
黄教授在日本爱知大学任职，是文学教授。从他送我们一篇文章《魏建功与战后台湾国语运动》以及梅教授送给我们黄教授的另一篇文章《论战后初期“五四”在台湾的实践——许寿裳与魏建功的智慧》以及现场的交谈，觉得黄教授不愧为“台湾研究魏建功第一人”。这是梅教授对他的评价，从一个人的活法、言行挖掘其中的精神内涵，没有全面的了解，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精准的提炼，是很难做到的。
筹建魏建功陈列馆，目的就是传承魏建功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拼命的敬业精神、无限的牺牲精神，而这才是当今社会最稀缺的。了解是为了理解，理解是为了传承。中国梦，需要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作基础。
干什么没有困难呢？难道因为困难就可以放弃吗？从北京来台湾推行国语，魏建功不但自己放弃在北京大学的工作机会，而且动员好友一起来台湾为推广国语一起拼搏。为了《国语日报》可算费尽了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