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散海外之“中”——从灵根自植到和谐外推
沈清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系、东亚系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执行会长）
很多华人因求学、工作、经商、移居而离乡背井、飘散海外。哲学应该能为这种离乡背井、散居海外的生活，提供安身立命之道。在当代中国哲学家里，唐君毅是最早关心海外飘散经验的哲学家。他主张，花果飘零虽属民族悲剧，但飘零之华人应求“灵根自植”，而所谓灵根就是“中”国人的“中国性”所在，也就是发挥中庸的精神，持守“中道”，无偏无颇，有自觉的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价值中。
此一灵根自植的精神，为其后飘散海外的哲学学人所发挥。例如杜维明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之所谓“中”，理解为君子内在可合于天的自我，因此一方面讲求为己之学、慎独，另一方面亦思从此开出一富于创新的生活。秦家懿则将“中”只视为一“中和”的心灵状态，旨在达至适度而无偏的内心修养。然而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会同意主体哲学的架构。来自菲律宾、任教于北美的华人哲学家柯雄文(AntonioCua)认为“中和”应可协调价值与情绪冲突，兼顾“经”与“权”。同样的，任教于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根据他的本体诠释学，秉承《易经》生生不息精神，特别强调“时中”的精神。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求学、任教的李晨阳，批评美国学者安乐哲(RogerAmes)和郝大维(DavidHall)将“中庸”解为“专注于平常”(focusonthefamiliar)而忽视了“致中和”的根本要旨。
本人一直以来认为，仁义、恕道、和谐这些儒家价值，将可为全球化时代开出新局，尤其恕道更是身处海外多元文化情境中，最值得发挥的精神。我同意李晨阳，若要致中和，须能有恕道的观点。我从“外推”的角度来诠释恕道，并以“最佳和谐”来诠释“太和”。我主张今天中华文化飘散海外，应能与共同居存的各文化团体，在语言层面、实践层面、本体层面，相互外推，以便相互丰富，达至最佳和谐。也因此，我主张从唐君毅的“灵根自植”模式，转以“和谐外推”模式，交互辩证发展。因着相互外推、相互丰富，华人应更能进而返回内心，自觉自身的文化富藏。外推与内省是交互辩证发展的。只内省而不外推，易流于自我封闭；只外推而不内省，则易流于异化而不自觉。可见，和谐外推与灵根自植，是同一进程的双翼，可为离乡背井、飘散四方的华人探寻出安身立命之道。
近三十年欧美地区中国美学与艺术批评研究
刘千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教授）
近年来西方学者从美学伦理学的角度来讨论中国书画艺术与人密切相关的存在方式，已有相当普遍的论述，然而什么是中国艺术的存在与认知方式？“中国艺术”是否可视为一种范畴归类的语词？中国文人的诗书画强调人格精神之陶养与发展的创作与评价特质，是伦理问题，还是市场价格，或政治上的意识形态问题？诗书画之所以为艺，在其作为修身与成徳之道，其意义何在？如此等等皆仍是探讨中的议题。
近三十年来，欧美地区中国艺术思想与美学研究与之相关的三个主要议题是：中国艺术与美学之范畴与类（categoryandgenre)的问题、中国艺术的鉴赏与品评的美学伦理化（ethico-aesthetic）问题以及中国诗书画艺术中的文与象（image）问题。这些问题研究跨越多重学科领域，如艺术史、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哲学、中西美学、人类学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化的脉络下来研究中国古典艺术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像当代所有跨文化研究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研究者也面临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与解读、跨文化研究之方法学的恰当性问题以及中西美学与与艺术的差异与会通的问题。
